全球经济亟待走出“无债不欢”的怪圈

　　拉加德并非杞人忧天

　　在经济学家们日益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感到悲观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日前呼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出台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以避免世界经济再度陷入衰退泥淖。

　　拉加德日前在法兰克福忧心忡忡地表示，全球增长“依然过于缓慢、过于疲弱，其持久性面临的风险正在累积”。拉加德既间接批评了老牌金融机构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也对经典资本主义国家云集的欧洲在提振经济方面表现出的低水准感到相当担忧，当然，她亦十分关注巴西、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放缓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可能冲击。

　　世人注意到，在拉加德发表上述言论的前几天，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评级展望，此举不出意外地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击。值得反思的是，国际评级机构的看空行为折射出中国在培育类似金融力量工具方面的短板。同样的命题也交给了欧洲，默克尔早就呼吁欧洲应当有自己的权威评级机构；否则，将很难摆脱美国对欧洲的经济锁定。不过，中国此间正在主导创建的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则被普遍认为是相当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行动。有人将其与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T)相提并论。此类判定尽管为时尚早，但结合中国今年加快建设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中国推进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肯定有利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信息的互通以及金融风险的预警。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成熟资产愈发青睐，今年一季度，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规模达到1130亿美元，几乎与去年全年的并购规模相当。说明志在积极获取全球资源配置力的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优化全球经济结构，进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所谓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学本身都是一连串的事件，在这个不确定性依然是全球经济最主要特征的时代，拉加德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警告，显然值得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财经领袖聆听。没有人敢说，全球经济不会面临脱轨风险。而从2008年9月以来，差不多8年过去了，全球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尤其是美国，其在内生性复苏方面取得的进步最为明显。但是整体而言，全球迄今为止的经济复苏基本上可归结为假性复苏，是主要依靠货币放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因而无论是复苏基础还是前景都很不稳固，且由于注水过多，造成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反而日渐严重。

　　观测经济信心三维度

　　笔者认为，判断市场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是否有信心，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是否稳定，二是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动力是否强劲，三是基于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的市场活力程度。在此基础上，适度的信贷扩张才有可能提振经济信心。

　　去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进而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姑且不说上述判断究竟有何实质性依据，单就此话题背后蕴含的国际经济格局变迁而言，近期国际市场频频发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声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火车头可能面临缺位风险的担忧。不错，美国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是基本面最好的，但美国恰恰又是全球经济信心的最大透支者，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后向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拼命注水，尽管营造了一段时期的复苏假象，但退潮之后留给新兴经济体的，又是普遍的经济萎缩。相比之下，中国尽管的确面临着“硬着陆”风险，特别是自去年6月份以来中国出现的股市动荡以及随后的汇市动荡，加上实体经济一直在下行区间里徘徊，以及市场对房地产泡沫可能破裂、经济将进入“L”型周期的担忧，使得本就准备唱空中国经济的国际评级机构不时将看空中国的悲观情绪放大。但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消失，中国在过去一年里致力于激活微观主体市场活力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中国政府并未停止改革步伐，而是积极寻求关键领域的改革突破，且中国还留有足够的政策储备，一旦经济出现断层，将会通过强有力的综合改革措施来应对。但中国决不会为了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而祭出损人并不最终利己的经济政策，中国正在加强对复杂经济系统的驾驭能力。所有这些，既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也是为支撑全球经济信心而付出的大国行动。

　　但是，全球经济并未出现拉加德所希望的各国一致行动，某些主要经济体一边施行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一边又希望其他国家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买单。基于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的市场活力尽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有所表现，但总体而言，主要经济体均陷入“无债不欢”的恶性循环。

　　依靠技术与人力资本

　　预测经济走势是非常艰深的命题，拉加德呼吁美国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水平，扩大收入所得税抵免并增加家庭福利。欧元区需要出台更好的培训和就业匹配政策，以解决依然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问题。大宗商品出口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应该多元化。所有这些，至多只是提振全球经济信心的微观支点，但很必要。经济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单纯依靠信贷扩张，肯定不能为经济信心背书。能够给经济提供足够信心支撑的一定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稳健，以及基于此的贸易价值链提升和金融业的匹配性成长。

　　正如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定是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一样。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样离不开技术进步尤其是技术革命的推动和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否则，如果将政策着力点放在信贷投放上，无异于饮鸩止渴。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