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娅楠左娅：处置僵尸企业患“拖延症”时需算经济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去产能，处置好僵尸企业是关键一环。“僵尸企业不退出，产能过剩矛盾就不能根本化解，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就难以实现，只有退够，才能前进。”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说。

　　僵尸企业“三宗罪”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秩序，易引发金融风险

　　尽管去产能就必须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已是各方共识，可究竟僵尸企业的边界该如何划定，各界却看法不一。有“纳税说”，即纳税额为零的企业就是僵尸企业；有“停产说”，即常年停产又亏损的企业就是僵尸企业；也有“跑路说”，即在债务纠纷中找不到负责人的企业就是僵尸企业……

　　在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看来，僵尸企业是指丧失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必须依赖非市场因素，即政府补贴、银行续贷等生存的企业。冯飞则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但难以顺利退出的企业。

　　“僵尸企业就像电影里的僵尸，本身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但还可以靠着输血时不时出来蹦跶，而且它蹦跶起来还挺吓人，危害不小。”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绛给僵尸企业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尽管在定义细节上存在分歧，但各方都认同僵尸企业至少具备三大特点：一是自身丧失盈利能力，长期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输血”生存；二是尽管生产经营活动几乎停滞，但产能仍在，有参与行业竞争的可能；三是企业不具备市场功能，存在缺乏战略意义。

　　僵尸企业并非新生事物，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日益凸显，特别是其“三宗罪”严重影响行业正常运行，加大宏观经济潜在风险。

　　“无功受禄”，无经济效益却占用大量资源，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尽管僵尸企业无效益，却依然占有大量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导致资源无法向收益更高的部门流动，造成严重浪费。2014年浙江省金华市摸底发现，三年无所得税入库企业共1542家，却在寸土寸金的浙中占地2.57万亩。

　　“寻衅滋事”，无竞争实力却扰乱市场秩序，还以稳定为借口占据社会资金。例如前些年，钢铁价格飘红，一些僵尸企业“死灰复燃”，导致行业产能过剩加重、阻碍了新技术、新产业培育成长。

　　“蚁穴溃堤”，无偿债能力却吸纳大量企业拆借与银行贷款，易引发金融风险。僵尸企业往往背负大量负债，而且有时涉及民间借贷，关系到当地众多企业的资金链安全。而且，一些银行为了避免企业破产、呆账变坏账，也不得不一次次续贷。僵尸企业处置不及时、不合理，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处置遭遇“几大难”

　　一些企业和地方打“小算盘”，患上“拖延症”

　　既然僵尸企业“罪不可恕”，为何一直难以退出市场？退出难，并非缺乏制度设计。在我国，僵尸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和依法破产两条途径进行处置，依法破产又分为重整、和解、破产清算三种具体形式。业内人士透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尚未形成完善的退出机制。”

　　退出难，难在人员安置。目前一部分僵尸企业是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这些企业或体量过大，或产权与债务纠纷过于复杂，始终“僵而不死”，遗留至今。

　　以东北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龙煤集团为例。2012年净亏8亿元，2013年亏损23亿元，2014年亏损接近60亿元，处于过剩产业又严重亏损的龙煤，产能只是同行翘楚神华集团的1/10，却有与其规模相当的约20万职工。无论要减员增效，还是退出市场，都绕不开约20万职工的安置。

　　退出难，更难在资金匮乏。大部分僵尸企业资产质量不高，债务负担沉重又复杂，资产抵押、质押限制难以解除，还存在欠税欠费的情况，依靠企业自身改制，资金缺口过大；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又很难吸引资本收购重组。

　　退出难，也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关。《破产法》有些规定较为原则，需要进一步明晰和细化，执行中存在破产案件立案难、审理慢等问题。比如，一些企业债务关系复杂，在清算、注销时，许多债权、债务需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处置周期过长，导致企业难以注销。

　　企业、地方打“小算盘”，也造成清退僵尸企业缺乏动力。企业要想完成注销，至少要补齐欠税以及员工工资和社保，如果还需要通过法律诉讼解决债务问题，就还要承担一大笔诉讼费和律师费。

　　清理善用“两只手”

　　政府不可“拉郎配”，但可扮演“介绍人”

　　尽管清理僵尸企业挑战重重，但并非没有出路。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托管经营，曾是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中企业脱困的“温和手段”，被认为引发的权益纠纷和社会矛盾最小。

　　然而，中国企业联合会于2015年做的特困企业调研显示，虽然托管在特定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各地也存在被托管经营的企业不仅难以扭转经营困境，也难以有效退出的问题。例如，某省托管的几十家省属特困国有中小企业，由于历史遗留的欠税与职工安置等问题，多数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业内人士指出，僵尸企业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是上一轮国企改革后，一些劣质资产依然存续；二是受产业政策调整影响，在产能扩大后遭遇环保等约束，企业陷入困境却无力改制或破产。这些都提醒我们，新一轮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防止僵尸企业尾大不掉，在出台产业政策时也要更为慎重，以防形成新的僵尸企业。

　　改革要善于用“两只手”，动静相宜。专家建议，对于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可依据《破产法》实施破产清算，让其退出市场；对核心业务仍在健康发展，只是融资来源暂时枯竭的僵尸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而在兼并重组中，鉴于僵尸企业的吸引力较差，政府虽然不可“拉郎配”，但仍可扮演“介绍人”。

　　厦门合兴与越州纸品的兼并重组值得借鉴。浙江越州纸品本是浙江绍兴上虞区百强企业，但从2013年起负债严重，难以为继。在“输血”与“止血”间，上虞区政府主动与企业多次沟通，不仅就资产处置、职工处理等达成一致，还引来托盘企业厦门合兴进行谈判。最终，厦门合兴通过司法拍卖拍得越州纸品，有效盘活土地、厂房，也解决了原企业100余名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有观点认为，僵尸企业退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政府主要是在人员安置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不是救企业。

　　化解矛盾，不能只让人看到苦头，还得给点甜头，调动各方积极性。上世纪末国企改革之所以效果明显，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功不可没。据介绍，1994年至2007年底，在优惠政策激励下，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户，核销金融债务3872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949万人，需要退出市场的国有大中型特困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有近2/3实施了关闭破产。

　　此外，清理僵尸企业还要防止“误伤”。业内建议，要谨慎划定僵尸企业，避免把一些陷入周期性困难的优势产能或必要的产能储备，也当成僵尸企业错杀，影响国民经济的根基。

　　(作者为人民日报记者，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