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农”还是“伤农”？

　　翻开《汉书》、《后汉书》，很容易发现，汉朝的皇帝对农业真是太重视了，重农的诏令连篇累牍不厌其烦。文帝2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饥之原也”；东汉章帝在初登大位的诏书中也忧心忡忡地表示，“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汉朝还恢复了一种古制，即“天子亲耕籍田”。春耕前夕，皇帝在京城近郊划一块地，拿着农具“表示”一下，意味着全国性的春耕正式开始。制度设立之初，皇帝可能还真的下地劳动了，但后来渐渐成为了纯仪式的活动。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从九重深宫中发出的重农的诏令，还是所谓“亲耕籍田”，主要还是一种象征的意义。

　　于是有后代一些读史者对此不满了，他们批评类似举动只是官样文章，无补于农业生产之实际。那么在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要表现其对三农的重视，究竟怎样去做才有实际意义呢？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皇帝的“劝农”活动似乎颇有实际价值。北魏的第三位皇帝拓跋焘是一代雄主，也重视三农，他下的一道重农诏书后来得到了《资治通鉴》编撰者的称赞。与汉朝皇帝相比，拓跋焘不仅表现出了“重农”的姿态，而且做出了“劝农”的实质性动作：他在诏书中要求州县的父母官“下基层”劝导农民种地，并自称这是在学“圣人之道”。

　　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等人表扬拓跋焘，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从汉朝开始，最高统治者重农的诏书已经日益成为一纸具文，对基层行政并没有影响。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拓跋焘有了劝农的具体措施，而且还加上了学圣人之道的名义，即使是儒家知识分子心中的“异族”，也要豪不吝惜地给予赞词了。

　　然而，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看来，无论是拓跋焘的“劝农”，还是司马光等人对“劝农”的赞誉，都是有害的。

　　在《读通鉴论》第十五卷中，针对“魏诏守令劝课农事”，王夫之有一段十分透彻的论述：

　　“有不待劝者，士之学也，农之耕也……士无志于学，劝之而不学，弗能为益，而犹无伤于士。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矣。其窳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方其恪恪恭于耕之日，士女营营，匪朝伊夕，从事于陇首，而吏拥车骑喧挥于中野以贰其心，则民伤，于是刻核之吏，搜剔垦莱以增益其赋，苟求余丁以增益其役，而民益伤。”

　　在王夫之看来，世间有两种活动不需要“劝”，一是士人求学，二是农民种地，因为其中存在明确的利益。“学而优则仕”，士人求学当然不需要他人的劝勉，而哪个农民不希望在田地里收获更多，又何待劝？

　　如果居然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硬要出头劝勉，后果又会如何？劝士人求学，没有效果但也不会有多大坏处，但是“劝农”则不然。“方其恪恪恭于耕之日……”这一大段话描绘了这样一副生动的场景：农民在自家地里辛勤劳作，下基层“劝农”的官吏却车马喧阗，在田头指手划脚，这到底是“劝农”还是“扰农”？

　　王夫之进一步警告，“劝农”极有可能滑向“伤农”，因为基层官吏为了向上显示劝农有功，难免要“饰美增赋以邀赏”，如此“天下之病尚何言哉！”他说元朝的统治者课民种桑也是如此，其强令不宜种桑的土地也要种桑，“桑丝之税加于不宜种桑之土”。明朝也沿袭了此种弊政，致使“害极于四百余年而不息”。他认为无论是北魏的劝课农事，还是元明两代统治者的课民种桑，都是“贼道而害及天下”的举措。他强调，“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

　　“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原因何在？很简单，农民也是自利的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