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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农”还是“伤农”?

发布时间:2016-1-13 9:44:44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字体:
【“劝农”还是“伤农”?】翻开《汉书》、《后汉书》,很容易发现,汉朝的皇帝对农业真是太重视了,重农的诏令连篇累牍不厌其烦。文帝2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饥之原也”;东汉章帝在初登大位的诏书中也忧心忡忡地表示,“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翻开《汉书》、《后汉书》,很容易发现,汉朝的皇帝对农业真是太重视了,重农的诏令连篇累牍不厌其烦。文帝2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饥之原也”;东汉章帝在初登大位的诏书中也忧心忡忡地表示,“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汉朝还恢复了一种古制,即“天子亲耕籍田”。春耕前夕,皇帝在京城近郊划一块地,拿着农具“表示”一下,意味着全国性的春耕正式开始。制度设立之初,皇帝可能还真的下地劳动了,但后来渐渐成为了纯仪式的活动。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从九重深宫中发出的重农的诏令,还是所谓“亲耕籍田”,主要还是一种象征的意义。

  于是有后代一些读史者对此不满了,他们批评类似举动只是官样文章,无补于农业生产之实际。那么在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要表现其对三农的重视,究竟怎样去做才有实际意义呢?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皇帝的“劝农”活动似乎颇有实际价值。北魏的第三位皇帝拓跋焘是一代雄主,也重视三农,他下的一道重农诏书后来得到了《资治通鉴》编撰者的称赞。与汉朝皇帝相比,拓跋焘不仅表现出了“重农”的姿态,而且做出了“劝农”的实质性动作:他在诏书中要求州县的父母官“下基层”劝导农民种地,并自称这是在学“圣人之道”。

  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等人表扬拓跋焘,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从汉朝开始,最高统治者重农的诏书已经日益成为一纸具文,对基层行政并没有影响。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拓跋焘有了劝农的具体措施,而且还加上了学圣人之道的名义,即使是儒家知识分子心中的“异族”,也要豪不吝惜地给予赞词了。

  然而,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看来,无论是拓跋焘的“劝农”,还是司马光等人对“劝农”的赞誉,都是有害的。

  在《读通鉴论》第十五卷中,针对“魏诏守令劝课农事”,王夫之有一段十分透彻的论述:

  “有不待劝者,士之学也,农之耕也……士无志于学,劝之而不学,弗能为益,而犹无伤于士。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矣。其窳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方其恪恪恭于耕之日,士女营营,匪朝伊夕,从事于陇首,而吏拥车骑喧挥于中野以贰其心,则民伤,于是刻核之吏,搜剔垦莱以增益其赋,苟求余丁以增益其役,而民益伤。”

  在王夫之看来,世间有两种活动不需要“劝”,一是士人求学,二是农民种地,因为其中存在明确的利益。“学而优则仕”,士人求学当然不需要他人的劝勉,而哪个农民不希望在田地里收获更多,又何待劝?

  如果居然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硬要出头劝勉,后果又会如何?劝士人求学,没有效果但也不会有多大坏处,但是“劝农”则不然。“方其恪恪恭于耕之日……”这一大段话描绘了这样一副生动的场景:农民在自家地里辛勤劳作,下基层“劝农”的官吏却车马喧阗,在田头指手划脚,这到底是“劝农”还是“扰农”?

  王夫之进一步警告,“劝农”极有可能滑向“伤农”,因为基层官吏为了向上显示劝农有功,难免要“饰美增赋以邀赏”,如此“天下之病尚何言哉!”他说元朝的统治者课民种桑也是如此,其强令不宜种桑的土地也要种桑,“桑丝之税加于不宜种桑之土”。明朝也沿袭了此种弊政,致使“害极于四百余年而不息”。他认为无论是北魏的劝课农事,还是元明两代统治者的课民种桑,都是“贼道而害及天下”的举措。他强调,“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

  “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原因何在?很简单,农民也是自利的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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