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更多屠呦呦推向诺奖领奖台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的贡献。屠呦呦获奖终于了结了困扰中国人多年的“诺贝尔奖情结”，这无疑可以鼓舞更多中国人向诺奖发起挑战。

　　但屠呦呦的得奖，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大基础科学创新的形势值得乐观，更并不意味着现行科研体制、机制和科研文化不存在严重问题。

　　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项目的突破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其科研人员大多是在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完成教育，而当时重大科研奉行的是政治导向下的举国体制。计划经济本身是无法持续的，但科研人员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特殊体制的结合，确实构成了特殊环境下的某种优势。如今这种优势已不复存在，当年的体制也无法复制。客观地讲，鼓励创新的教育体制和适应新经济形势的科研体制至今未能建立，这成为了中国出现更多屠呦呦的最大障碍。

　　与科研体制紧密相关的是科研文化。科学研究是一项特殊工作，科研工作者是一群具有特殊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的共同体。信奉真理至上、保持沉静心态，应该是科研工作者的最基本特征。当今的科研文化有令人担忧之处，改革开放前的科研领域也有很多问题，但当时科研工作者心态普遍较现在单纯，这可能是在当时较差环境下取得一些成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目前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严重，假冒伪劣风气也已侵入。这种不良风气是对科研特别是基础科研最大的危害，它甚至会把资金投入的绝大部分效果抵消掉。如果不彻底改良风气，要获得更多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突破，将是十分困难的。

　　同时，要重视民间科研力量的发挥。政府主办基础科研、企业从事应用开发，是科技资源配置的一般原则，大部分诺奖产生于高校和官方科研机构，但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企业等民间力量在基础科学领域的作用不能忽视。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旗下贝尔实验室累计获得过8项诺贝尔奖，德国半官方的普朗克学会共产生了33位诺奖得主，2014年物理学诺奖获得者中村修二的科技突破也发生在企业工作期间。中国企业目前从事基础研究的实力和意愿都不充分，但如何合理配置科研资源，建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合理互动，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总之，屠呦呦获得诺奖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零的突破，但中国在诺奖上的成果与人口、经济实力甚至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是严重不相称的。如果能改良我们的教育、科研体制，形成一种与先进文明比肩的科研机制和文化，中国人将有更多机会登上诺奖领奖台，否则，屠呦呦获奖真有成为孤例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