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为什么北京CBD一半是皮包公司盖起来的
关于企业的创新,我不是教授,不能讲一整套理论,所以只能讲一些故事。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制度是自由企业制度,产权制度,要素流动这些方面还有要改进的地方。
五六年以前,我发现很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在北京的CBD喝咖啡,突然发现这里好多楼都是我们盖的。于是开始数,一数发现北京的CBD居然有一半以上都是“海南人”盖的——盖这些楼的都是当时海南的皮包公司。北京的CBD,堂堂国家首都最繁华的地方,怎么是一些海南的皮包公司折腾起来的?这个力量是从哪来的力量?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制度。
当年不能轻易创办公司,在北京做皮包公司是做不起来的,只有在海南才做得起来。于是10万多人下海南。当时没地方住,一开始一个人一张床,接着只能两个人一张床,后来直接就是男女混住。当时最多有3万多家皮包公司。海南政府觉得太多太乱了,想把一些公司赶走。那些人死都不走,有人开了一个“死都不回头”饺子馆,还有人开了“决不离开”餐厅。这就是自由的魅力。最后这些皮包公司中有一些发展了起来,就盖了大半个北京的CBD。这就是自由地创办企业的力量。
大陆写歌词、稿费非常便宜,一首就是几十块钱。大陆流行音乐的演唱会台湾歌手占了三分之二,《我是歌手》台湾歌手也是大头。知识产权在台湾叫做智慧财产。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差,就不能激发创作,也就不能帮助文化转化为资本。
把作家放在房子里就变成文化产业?(笑)自由才是文化最大的源泉。你刚想写点东西,就想着会有人找你喝咖啡,那还写个啥呢?我们只是在古人里、戏说里,让你写的才给你写。这样怎么能有吸引力呢?在台湾呢,骂总统变成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自由是创作繁荣的根本。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讲过,关键是这些太重要了。我们做房地产,搞点创新,计划把一个楼从方的楼变成圆的楼,领导嘟囔了一句“怎么是圆的呢”,于是底下规划局就不批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有创新的激情吗?
企业要创新,从外部、市场、制度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自由的企业制度,保护智慧财产的制度……接下来创新就是自然的事情。
以上是外部的部分,接下来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部分。
一个原因是成长。(企业)增加规模的时候,在战略上要有一个大的决定。以房地产来说,过去十几年,说的和做的有点差异。房地产是个巨大的产业,十个字,三个部分,“住宅(调控主要就是住宅,关键是增量),房地产(涵盖住宅但不限于),不动产金融(更大,把房地产加在一起金融化,加上一个乘数)”。房地产就是用合理的成本制造客户需要的空间。这三部分,你决定做哪部分?王石说,我们做住宅。万通说,我们做房地产。金融保险公司说,我们做不动产金融。
另外还有价值链。下中上游,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站着不如坐着挣钱,坐着不如躺着让人挣钱。坐着比如说吃饭,躺着有美容、医院、殡仪馆。站着为什么不挣钱,他们可以看了以后去网上买。
房地产行业好不好?非常好。住宅好不好?调控中。万科做住宅产业化,像流水线、标准化的做法,让一个项目的周期减少三分之一以上。高楼经常是不赚钱的,为什么不赚钱呢?工期太长。于是远大将所有的东西都在工厂里造好,到时地基建好了,直接搬过去组装。这样100米的楼,15天交付。中国目前工厂化(住宅),大概15%,万科35%,日本70%,远大90%。行业里头,只要外在条件具备,内部创新活力非常巨大。
我们也有个创新。比如怎样让工业企业变成轻资产公司?目前工业企业主要是重资产,厂房需要很多的固定投入,但他们又享受不到土地增值的好处。每年各种损耗,成本是很大的负担。我们和TCL商量,买入返租,我买下你的厂房,再放租给你。原来一个车间可能用1000平米,反正也不嫌大,现在听说要交租金,跟业绩挂钩,直接说我们只要500平米。创新的方式最后是皆大欢喜。这个创新没人教,自己就会做。
企业家有时还会有使命的冲动。企业家的使命感,就是把别人的事当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比如马云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教授问:你怎么能想到这么多东西?马云:我是为了活下去才做这些事。所有的事都是被逼的。但是得有使命,使命一旦确定,就有了责任,有了责任就得克服困难。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
我们要做立体城市,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要做?因为城市让人非常不舒服,十几年前说“别挤别挤,再挤就贴墙上了”,现在地铁里“别挤别挤,再挤就怀孕了。”还存在两个空心化:传统城市空心化,新区空心化,资源利用太少。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别让城市横着长,竖着长行不行?我们全世界去跑去看,这是可能的。100年前,曼哈顿没地了,都被黑心房地产占了,最高能住的就三层。金融危机后,钢结构,电梯加玻璃,使得摩登时代开始了。今天又出现问题了,一平方公里到底能睡多少人。北京大概3000人,新加坡7000人,南非贫民窟100万人,香港1200公里土地用了30%,装了600万人。所以我们测算,城市可以装8万人一平方公里,只要规划得好。比如新加坡,那么密集的地方,但到处都是绿地。接地气也就是个说法?就跟上火,一不舒服就上火了?
所以,
当企业成长的时候可能会创新。
当企业有使命感的时候也会创新。
当企业有危机的时候也会创新。
整个创新机制中,这是内在的体制优势。
从国企来说,创新的优势确实比较少。他们有很多资源,但更多的是用在资源分配方向的,减少风险。过日子的人都去了上海,折腾的人都留在了北京。这就是北京人能在雾霾里快乐的原因:北京相当于四个城市——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硅谷。北京市管的是中央的事,对民间不太管。所以IT的发财梦,贫困地区的致富梦,到北京去要钱的梦,贪官消灾梦,清官的升官梦……各种各样的梦在北京的时候,创新就很多。
一百年以前主要的创新来自于大公司,最近50年以来的创新更多的是小公司。资讯不能再被垄断。微信到现在这么火,但是用QQ的人去运作微信,还是用新的人去做?结构是用新的人。马云说,互联网是一个新动物,要去消灭旧动物。传统行业是既得利益者,你线上卖一块钱,可能线下就少卖一块钱,所以它做线上就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和决心。但互联网公司就没这个顾忌了,可以横冲直撞。移动互联网又是一个新的动物,它是要去消灭互联网的。
一个企业的创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微创新:在原有体系内做一些体验性的创新,原来的体系可以做的比较好。但是完全新的东西很难做。
所以立体城市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不考核,可以做错事,花错钱,用错人,但是得干活。成熟的体系都有考核。上市了拿募集的钱,是扩大规模的,不是拿来给你冒险的。
企业内在的创新非常重要,一部分靠微创新,另外一部分要弄一个独立的部分去创新。你要创新,首先要内心自由,同时要有一套制度体系,尤其要和上市公司分开。
创新是不能靠正步走的。
(这是i黑马根据冯仑2013年4月20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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