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不要给我贴标签

科研人员需要进行多种植物实验本版摄影：郑宇 宋春雨

　　王俊说，生物产业才刚刚起步，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朝阳的产业，就像当年的IT业，每一个项目都将撬动数以百亿、甚至千亿元计的市场。

　　如果问王俊更喜欢当科学家还是企业家？他会告诉你，不要给他贴上科学家或企业家的标签，甚至对“复合型人才”这样的提法，他都表现出敏感和抗拒。

　　而事实上，在与王俊的接触中，你确实很难给他标签化，如果你说他是科学家，那一定会颠覆科学家在你脑子里的既往形象，如果说他是企业家，他似乎又缺少些企业家的圆润。

　　尽管如此，在与王俊的交谈中仍然能让人感觉到，潜意识里他还是更喜欢科学家的身份，院长的称呼显然比首席运营官更对他胃口。5岁上学、16岁上北大、22岁加入世界领先的人类基因组计划、36岁获评世界十大科学人物，这是一份迄今为止堪称辉煌的履历。在他自嘲“笨”或“土鳖”时，自信仍溢于言表，有时甚至有点自负，容不得半点质疑。在记者质疑为何华大是世界一流的基因研究机构时，他会被激怒，并反问：“我们在那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还不能说明吗？”“优秀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人家认可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明显有点生气，但很快克制住了。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脾气不好，尤其是专注于某一件事的时候，比如在科研中的关键关头，容不得有人打扰。“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不能打扰我。”他笑言因为自己脑袋笨，所以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王俊同样有亲和的一面，在华大，很多人直呼其名，也有叫他王老师、王总、俊哥，喜爱运动的他常和员工们打篮球、登山。

　　这种直率的个性会让人想起暴脾气的苹果公司灵魂人物乔布斯。乔布斯有着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正是这种对完美的坚持以及不妥协成就了乔布斯，成就了苹果的地位。联想的柳传志曾评论乔布斯说“管理者应该是串起珍珠的线，但乔布斯本身就是一颗大珍珠”。

　　王俊对自己的要求似乎不仅仅是做一颗大珍珠，他还要做串起珍珠的线。他说他要求华大的干部要过六关：官、产、学、研、资、媒。官指政府，要对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政府关系了然于胸；产是产业，了解产业并有一定的前瞻性；学是教学，能担当师长的角色；研是科研，有科研的能力；资是资本，包括资金和资源；媒是媒体，学会并善用媒体。

　　显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王俊自己也在努力践行。他相信很多东西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管理学的逻辑和做科学的逻辑、做产业的逻辑是相通的，它们并非完全隔绝。”

　　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王俊会把自己的精力偏重于科研还是管理？他说，他不会刻意去区分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有时他会和很多科学家去讨论如何攻克某一个科研难题；有时他需要到医院和院长谈合作，涉及收费和利益分配等细节；有时他需要和代理商和供货商谈判；有时需要去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我只是在这个链条当中发现一些关键点和节点，首先是整体把控，然后在关键点和节点上需要我去做努力的我就会去做。”

　　当问到王俊最喜欢的一本书时，他脱口而出《梵高传》。梵高是一个用生命作画的画家，对绘画的追求有着某种程度的偏执。同样，乔布斯也被人称为偏执狂。或许，当天才专注于某种事物时，这种偏执精神使他们更易于出成果。

　　但你若试图挖掘王俊的天才基因时，他会告诉你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样，并没有对生物学表现出很特别的兴趣，也没有立志要当一个科学家，甚至在16岁考上北大生物系之后，觉得生物学也挺没意思，所以才去攻读数学和计算机两个专业。

　　回忆自己的16岁，王俊说那时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大人。“我10岁就想离开家了。”他说，少年时期的他只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想和家人一样，我想做点和他们不一样的事。”甚至时至今日他也“没想过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路，一切都不过是机缘巧合”。

　　少年得志，青年有为。一路走来，王俊似乎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在科研上的能力，在管理上的能力，在每一件事上的把控能力。王俊说，30岁以前的自己像一个滚筒里的老鼠，越滚越快，越快越滚，无论是上学、当教授、发表高水平论文、获得各种荣誉的时间都比较早，日子就像短跑一样。30岁以后，他忽然明白了无论事业还是人生都是一场马拉松，要走好一点走长一点，才能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

　　“千年之后，人们不会因为你的财富而记住你，也不会因为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记住你，一定是因为你对这个社会做了些有益的事才记住你。”王俊强调，他只是一个想对这个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情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