叱咤十年刘铸伯

　　1922年5月初，55岁的香港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突发急病逝世，此时距他宴请卸任后来港访问的孙文临时大总统，刚好十年整。

　　刘铸伯年纪与孙文相仿，祖籍是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宝安平湖。他出身寒门、少年丧父、在港上学，之后的经历两个版本截然不同：一说他毕业于圣保罗书院后，获聘为香港天文台翻译，不久得到资助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当了大学教授，曾带头募捐10万龙洋赈济国内及香港水灾灾民；一说他毕业于皇仁书院（孙文也曾在此求学）后，投奔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帐下，任西学教习兼办洋务，又由北洋大臣招为渔业总办兼洋务会办，后见时局不稳，才辞职返港经商。

　　以上种种均具传奇色彩，可惜无严谨史料佐证，仅能作为参考。而见诸文字记录的，是曾任英商屈臣氏大药房买办的刘铸伯，1899年首次跻身东华医院七总理之列（相当于董事会成员，排在主席及两位首总理之后），1900年香港近代第一个华人商会组织——华商公局成立，他又是初期大约七十位值理中的一员。可见三十出头的刘氏，在香港商界据有一席之地。

　　刘铸伯头一次独挑大梁，是1906年7月获选为第三任华商公局主席，尽管只干了短短半年，仍厉行变革，如设法筹措经费、积极沟通当局、降低入会门槛等等，敢作敢为的风格显露无疑。1909年，刘当选东华医院主席，又获港英政府委任为洁净局（即卫生局）议员。而真正让他得到港府额外重视的，是1912年爆发的“杯葛电车运动”。

　　“杯葛”是英文boycott的粤语音译，意为联合抵制。事起辛亥革命爆发后，广州革命政府宣布独立，因时局动荡，广州及华南地区通行的硬币“银双毫”严重贬值，港英当局担心营商环境受损，遂颁令阻止其在香港流通。香港电车公司响应要求，禁止乘客以此支付车资，引起部分在港华人居民不满，上街游行并阻止乘客搭乘电车，导致港岛交通混乱不堪。

　　港府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又由官员出面劝说抗议民众，均未果，只有请刘铸伯居中调停。经刘多方斡旋，“杯葛运动”方渐告平息。他又与数位华人工商领袖带头坐电车，以打消市民疑虑。时任港督梅含理在给英国政府殖民地部的报告中，承认此次风波得以平息，刘铸伯及华商公局出力最多。

　　这也是1913年刘铸伯得以出任香港立法局议员，并为改组成立的香港华商总会争取到官方认可的合法身份的重要背景。

　　此后，刘铸伯连选连任华商总会主席，主持该会事务近十年。在任期间，持续推行商会制度改革之外，还于1919年建议将《中外新报》（香港及全中国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接盘改组为《香港华商总会报》，作为全港商人喉舌，专门报道商务消息。

　　据14岁即加入兴中会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述，就在这一年，刘铸伯曾赴上海，拜访首次护法运动失败后离开广州避居黄浦江畔的孙文，表示“愿在港筹饷襄助革命”。这是有据可查的孙、刘“第二次握手”。要知道，此时刘铸伯不光是香港华商公会主席，还身居香港立法局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任期1917年～1922年）高位，只有公认的华人领袖，才能获此“殊荣”。他能表态支持落难中的“孙大元帅”，分量非同一般。

　　但又有史料显示，第二次护法运动（1920年11月～1922年8月）期间，坚决北伐的非常大总统孙文，与倾向地方自治的广东军政实力派陈炯明，意见相左，貌合神离，而刘铸伯则试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以资助陈炯明跟孙文“脱离关系”。真的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两位同盟会老同事公开翻脸前，仍当盛年的刘铸伯在猝逝于香港。在风云激荡的时局博弈中，这位素怀抱负的华商领袖之向背取舍，最终成为悬案，只留下一个身影，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