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产业结构更多元

                广东与江苏发展战略比较五大系列之四

        

　　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 著有《大国诸城》

    

身处高位，必有重器。

 

作为中国众多省市中的翘楚，无论广东还是江苏，其产业均相对完备，可以说是独步国内。不过，相对而言，广东产业结构，相比江苏更为完善，亦更多元。可以说，多元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广东未来的长久竞争力。

 

 

                        广东中心城市三产更发达

 

而广东与江苏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差距，就在于三产比重。

2012年，广东的三大产业比重为5.0∶48.8∶46.2，江苏是4.4∶54.4∶41.2。仅就第三产业而言，广东足足高出江苏5个百分点。

 

广东与江苏具有很大相似性，都有全国领先的高新产业，都是全国制造业中心，都具有很大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但是，广东和江苏的中心城市，却差别巨大。

 

北上广深，中国四大名镇中，广东独居其二。

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意味着什么？

中心城市的崛起，必然伴随着齐全的产业体系，合理的产业机构，以及强大的经济总量。轮经济总量，江苏虽然与广东接近，但是，广东却拥有广州与深圳这两个全国性中心城市。

 

江苏与广东三产的差距，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全国性中心城市，服务业无法独立。

 

2012年，广州三产比重达到63.6%，江苏省会南京三产占比为53.4，广州高出南京10个百分点以上。早在2000年，广州即建立了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而南京一直到2009年，三产占比才第一次超过50%。除广州之外，另一广东经济重镇深圳，其三产占比亦接近60%。 甚至是一度被视为制造业重镇的东莞，其三产占比，亦达到了52.7%。而江苏除省会南京外，其它经济重镇，三产比重均未超过50%。苏州为44.2%，无锡为45.2%，常州为43.9%，南通为 40%。

 

2012年，广东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5036.65亿元，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7.0%，占GDP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

 

　　广东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猛。深圳前海致力打造金融中心，广州亦是珠三角金融次中心。

 

虽然香港仍然为珠三角的中心城市，但是，在香港的身边，深圳和广州仍然成为珠三角的另外两大巨头。作为国际性城市，香港超过北京，成为中国两岸三地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服务业比重达到90%左右。广州和深圳的服务业，则仍然达到50%以上，而在小珠三角城市圈中，广州与深圳构成双核驱动模式，这与长三角截然不同。在长三角，上海是无可争议的中心城市。在2006年之前，上海的三产比重都没有达到50%，比说无法与香港抗衡，同时期的广州，三产比重亦早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50%以上。未来，上海要打造长三角的服务业中心，必然对其它长三角城市造成挤压。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江苏的第三产业占比，仍然不会有大的跃升。

 

 

            “广货北上”的战略转折

 

 

在三驾马车中，广东的投资在全国最低，难能可贵，而其外贸与消费的拉动作用，则领先全国，尤其是内需，更是独步全国。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广东是2.27万亿元。江苏是18215.3亿元，广东多出江苏4000亿。最近几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减少，广东和浙江等民营企业大省大批企业倒闭，但是，广东的整体经济能够挫而不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需的强劲。

 

广东是中国的制造业基地，所谓的世界工厂，就是肇源预东莞、佛山等工业城市。

 

中国仍然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端。在高端产业领域和主流产业，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受到核心技术的制约，短期内将难以实现。在此情况下，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冲击，实际上欧美更为剧烈。

 

对于更广大的内陆地区而言，未来最严峻的任务，可能并非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产业，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与突围。作为一个强大但是却人均收入低的国家，国内民众庞大的内需，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来满足，制造业仍是中国的立国之基。

     中国目前制造业的困境，并非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出了问题，由于贫富分化严重，权贵和富豪阶层的奢侈品消费流行，中国以穷国之资，竟然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是不正常的。而在另一端，则是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所构成的低端消费市场，而在此中间，大众消费，或者说是“中端消费“严重匮乏。

 

而目前制造业破局最大的希望，在于于内需的振兴。中端阶层，大众工业， 大众消费，方才为中国强盛久远之道。

 

而广东的制造业在进口受阻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转型，尤其是东莞等外向型制造业城市更是如此。

　　

2012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9.32万亿，其中内销产值6.41万亿，广东工业产品的内外销售比例调整为68.8︰31.2。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广东即逐步实施“广货北上”战略。众多制造业工厂从外销为主，转到内销为主，主要市场从海外转移到国内。

 

可以预见，未来当中国成长为内需为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时，国内市场的开拓，将使广东企业拥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而江苏实际上抛弃了苏南模式，新的江苏模式的核心，是外资企业为主导。

 

 

  

      江苏高端制造业领先，广东制造业层次更多

 

龙兄虎弟。

 

虽然广东和江苏都是中国制造业大省，但是，两者的产业结构却有很大差别。

 

在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方面，江苏更为成功。

 

当下，江苏在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领域，建立了相对的优势。江苏能够在这两个领域获得突破，最大的原因是 “新苏南模式”的起点相对比较高。

　

　　旧苏南模式的核心是集体经济，自90年代后期起，江苏的乡镇企业日益式微，江苏为此进行了战略转型，其突围之策，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以苏州为代表的江苏城市，纷纷加大招商力度，实行“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的战略，与台湾，新加坡，以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的建成为标志，江苏的经济结构，从本土企业为主导，变为外资企业为主导。

 

苏州与东莞最大的不同是，东莞引进外资，是从改革早期开始的，低端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广东提出了“腾龙换鸟”战略，但是，船大难掉头。而江苏的外向型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的，起点就比较高。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布局。江苏的高新产业和新兴产业，如IT产业，基本都非本土培养，而是借承接台湾产业转移之机完成飞跃。明基、华硕空降苏州，使苏州横空出世，成为中国的IT产业之都。而苏州的通信产业，电子产业的高端崛起，亦遵从此种路径。

 

目前，江苏已树立了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等支柱性高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领先全国，其中，电子产业成为江苏第一大支柱产业。

 

而在传统产业，江苏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纺织、食品等江苏传统产业强项逐步退出支柱产业，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兴起。可以说，外资的强势进入，为江苏产业洗牌，提供了巨大的契机。

 

广东的亦是外向型企业集中的重地，但是，以东莞为代表的城市，其外资起步早，发展水平良莠不齐。总体而言，广东的制造业，呈现两极分化，东莞的外资企业，以及佛山等地的本土制造业，均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深圳、广州等地的高端制造业，则主要是本土企业，虽然强势，但是在高端产业总量方面，江苏更胜一筹。

 

在去年民营企业500强中，江苏入选的企业多于广东。不过，江苏的经济，对于外企依赖性比较大，强势企业，多出自外企，而广东的本土经济，更为突出。

 

在高新产业领域，广东亦为中国强省，就产值而言，广东高新产业产值全国第一。不过，2012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幅达10.8%，不过，相比江苏，广东最近的增速放缓，同时，广东的高新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通用飞机基地，华为，中兴，腾讯，元征，金蝶等，均为广东本土企业。

 

2012年，广东的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7.9%。不过，相对江苏，广东的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的比例，仍不完善，传统制造业比例仍然过大，这是广东未来产业转型的最大重点。

 

     江苏在高新产业和高端制造业领域产业更为集中，但是，广东的产业结构，无疑更为多元和丰富，更为立体。

 

而这种两种产业机构的不同，来自不同的发展模式。

最近几年，新江苏模式成为江苏的主流。这种模式的特点，表现为倚重外来经济，欧美、台湾和日本的企业撑起了江苏经济的半边天，起点高，顺势完成了产业转型。但是，这种产业基础缺少稳定性，由于培育本土经济耗时漫长，见效慢，新江苏模式，已经为全国所追捧。

 

 广东其实与浙江类似，都是“傻把式”，专注于本土经济，民营经济，长久来说是大略，但是，就短期而言，却并非救急之策，所以这两年，广东与浙江受到的损失最大。

 

饶是如此，广东与浙江仍然是中国最具有真实经济活力，亦最能藏富于民的地方。尤其是广东，其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其实是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命同一线。

 

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广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　一种是东莞模式，是外向型经济代表，一种是以深圳模式，高新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达。一种是佛山为代表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家电王国，木工王国，家具王国。本土经济强劲，以广汽为代表，广州亦发展了部分高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以湛江为代表，广东部分区域，如湛江，茂名，惠州又实行了央地合作模式，搞大化工，大钢铁，大项目拉动，部分类似天津滨海模式。同时，广东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亦孕育了广州和深圳两大全国中心城市，三产发达。这种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混合的产业结构，亦增强了广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