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王占阳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6月上。

人民论坛网 2012年06月21日10:31

 

（原题：《人心向背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摘要 国家能否根本稳定的关键是能否深化改革。如果不是主要依靠改革化解矛盾、实现发展，而是主要依靠维稳控制局面，虽然也能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切实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而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则是根本行不通的，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关键词  深化改革  国家强制力  维稳

　　按照邓小平理论，“稳定压倒一切”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应急之策，不应成为常态。日常维稳更不应当高于改革开放。国家能否根本稳定的关键是能否深化改革。如果不是主要依靠改革化解矛盾、实现发展，而是主要依靠维稳控制局面，虽然也能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切实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而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则是根本行不通的。最近中央强调以深化改革实现长治久安，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方向。

　　政改不足就会导致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

　　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在一切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在所有对于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不足的国家，都会在这种体制的弊端愈益严重后逐步走上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越集中，受到的制约就越少。权力过分集中，就是权力很少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且时间越久，腐败越严重，越积重难返。
　　腐败的实质是以公权力侵害人民利益，是官民矛盾的主要根源。公权力对人民利益的侵犯越持久、越深入、越严重，积怨就会越深，公众的忍耐力也就越差。于是，大量批评意见出来了，而且现在还能够通过互联网等途径迅速传播，相互激荡，扑天盖地，令政府防不胜防。大量群体性事件也随之出现，而且数量急剧增多，强度越来越大，不仅有众多维权抗争，而且还出现了具有官民冲突性质的泄愤式群体性事件。诚然，泄愤式群体性事件本身是偶发的，但在腐败蔓延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土壤却越来越广阔而深厚了。所以，从总的趋势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越来越高，总规模和典型案例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和对抗烈度也已在逐步升级之中。
　　不仅如此，从维权抗争到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事件之外的民众在心理上和舆论上普遍支持事件之中的民众，谴责导致这种事件的地方官员的腐败和专横，有些公众甚至开始走出互联网，直接介入问题的解决。这将使越来越多的地方性群体性事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直接、间接地成为了全国性事件。
　　同时，群体性事件更已成为了全国性的公共议题，它使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日益下降，使公众越来越不满以至激愤，因而也就使官民裂痕和官民对立日益加深，仇官心态日益蔓延和加深。
　　实际上，不仅是引人瞩目的群体性事件，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腐败现象、机会不均等现象、分配不公现象、压制自由民主现象、司法不公现象等等，都在更大范围内加深着公众的疑虑和不满，并以加速度积蓄着官民对立的情绪和能量。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在使我们的社会日益滑向越来越不稳定的危险时段。由于官民关系的发展使局势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控制，所以各种非强力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维稳需要，这就很容易使执行者情不自禁地滑向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政治模式，同时也离政经改革越来越远。
　　在这种演变中，过多使用国家强制力维稳，不仅表现为地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过多过重过滥地直接使用国家强制力，甚至成为常规，而且还表现为以国家强力机构为后盾，在对待上访群众、媒体和网络批评意见、信息与意识形态控制、维权律师、公益性组织、维护不合理的国企垄断等方面过多地实施强力控制。
　　诚然，一般说来，国家暴力是唯一的合法暴力，在适当范围内使用国家暴力机器维护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但这不能过头。国家暴力机器是用于保护人民的，不能因为人民不满和反腐败而把国家暴力机器的矛头对准人民。这种违背党的宗旨的现象和倾向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趋势。它不仅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流失，而且更会在这种强制维稳中加剧它的流失，造成和深化官民对立。这就是邓小平早已指出的，如果不改革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逐步蜕化变质的歧途，社会矛盾也会随之逐步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强制力的使用就有可能陷入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
　　譬如，维稳要花钱，现在维稳费用已经高得惊人。维稳费用越高，民生支出就越少;民生支出越少，人民越不满意，社会就越容易出事，这就要进一步增加维稳支出，减少民生支出;而这又会使人民更加不满，社会更加不稳，维稳更加仰赖强力，成本也更加昂贵……。这就会使政府越来越从民生维稳、和谐维稳滑向强力维稳，并最终使财政不堪重负，那时就有失控的危险了。
　　又如，过多过当地使用国家强制力维稳，虽然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它同时又积蓄了更多、更大的社会不满，使社会更加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强制维稳之后实行的局部仁政，又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激励其他地方的民众通过泄愤式群体性事件改善自己的境遇，从而使社会更加不稳定。
　　这就表明，在苏式政体之下，矛盾越激化，维稳就越强化;维稳越强化，矛盾就越激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的总趋势，而在这种总趋势之中，政府自然就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陷入过度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政治逻辑。如果不能以政治体制改革破解这种逻辑，即使是最善良亲民的政治领导人也将不得不按这种逻辑走下去，并使自己的良心和形象受到伤害。这就是邓小平早已深刻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人心向背决定国家的命运。但我们在这方面对干部教育严重不足，一些干部的眼里只有权力，根本就不把民意放在眼里。他们迷信权力和国家强制力，甚至有恃无恐地滥用国家强制力，以至于搞依托国家暴力的私人暴力，大有一种“老子有枪我怕谁”的霸道，对于人民的感受、不满和愤怒根本就不介意。这种思想仍然停留在军阀时代，也直接导致了对于国家强制力的过度使用。所以，我们现在迫切地需要重申和宣传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迫切地需要具体有力地证明和阐明“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人心向背决定历史的基本走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绝不是民众的一厢情愿。而且越是在现代政治中，这种政治效用就越直接、越迅速、越鲜明。这是因为，政治的命运取决于政治力量对比，而人心向背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比。政治在哪里?政治首先就在人心里。马克思把政治归类为“社会意识”，讲得就是这个道理。政治不仅在人心里，而且还会外化为政治舆论、政治群体、政治组织、政治行动、政治暴力等等外在的政治。最深刻的政治变化就是人心的悄然变化，而人心的政治变化又会转化为外在的政治变化。一旦人心向背外化为了外在的政治力量对比，它就会表现为巨大的现实政治力量。任何政权，如果它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它就是稳固的。反之，如果它为大多数人所反对，它就会走向衰亡。这是千古不变的历史铁律，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任何统治术都无法使之改变。不仅如此，现代社会的变迁速度远比古代社会快得多，所以，一旦失去了民意支持，那就离政权更迭不远了。由此，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就成为老黄历了。
　　人心是国家强制力的最终指南。政治的核心实际在人心，而不是在于政治强制力。马克思主义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只是视为政治的“物质附属物”，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暴力机器，但国家的核心和灵魂并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于它的政治意志、政治组织和政治功能，在于它的源于民意的政治合法性。但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这些硬邦邦的“物质附属物”才是实的，软绵绵的人心则是虚的。
　　事实上，社会决定政治，政治决定国家强制力之走向。形势比人强，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形势。一旦社会上人心思变，大势所趋，政界和武装力量的心思也会随之变化，或者至少也要给自己留后路。到那时，有多少武装力量也无济于事。
　　归根结底，不是枪指挥心，而是心指挥枪。武装力量也是有心的，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物质机器。人心包括军心，军心包括良心，军心最终也是跟着民心走的。所以，虽然齐奥塞斯库直到死前80个小时还在“指挥枪”，但在随后的80个小时中，他就在“心指挥枪”的逻辑中走上了刑场。可见，一切国家强制力最终都是从心而来的，都是政治人心之继续。
　　所以，归根结底，只有赢得了人心才能赢得一切。在笔者看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普遍规律，“枪杆子里面丢政权”才是普遍规律，因为所有的政权丢掉前都是有枪杆子的。
　　只要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国家强制力就无法遏止它的爆发。在这方面，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应摒弃。首先，历史表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经常是非常偶然的。以为依靠国家强制力就能“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就能保障不出事，实际只是一种幻想。一年10多万起群体性事件，这是多少“不稳定因素”?更何谈把那么多不稳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不仅如此，经济好时的维稳是一回事，经济危机时的维稳又是一回事。如果长期搞“稳定压倒一切”，改革也被压倒，内需无法扩大，势必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公平也被压倒，人心更会加速流失;以至于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二者合并生成严重的政治危机，那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到那时，在普遍的不满和动荡中，什么出人意料的大事都有可能发生，根本就是防不胜防。预测最后压倒骆驼的究竟是哪根稻草，无异于天方夜谭。归根到底，只有大局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其次，认为控制了民间有理性、有组织的维权活动等等就能避免未来可能的大爆发，这也是一种幻想。因为，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大爆发、大动荡、大事件常常不是起源于有理性、有组织的活动，而是起源于非理性力量的大迸发，而理性、组织和领袖人物则只是在这之后才开始介入的，甚至只是在这之后才开始出现和形成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包含了这层意思。“英雄”在哪里?很可能平时谁都不知道，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到非常时期，他就冒出来了。“组织”在哪里?很可能也是平时谁都不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但到关键时刻就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以至于连非政治性组织也都来承担政治功能了。这样的历史故事实在是多得很，很有启示作用。所以，如果不是靠深化改革平顺民心，而是靠“掐尖”和遏制民间组织的正常发展来长期维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再次，认为中国老百姓胆小，有饭吃就行，可以用“惩一儆百”的办法震慑住，所以不敢起事，这也是对国情的一种误解。实际上，近年来那些参与泄愤式群体性事件的老百姓，哪个是没有饭吃的?没饭吃才起事，这已经是老黄历了。饥饿使人铤而走险，这是古代政治的特征。严重不公使人奋起抗争，这才是现代发展过程的特征，所以，谁都不要断言中国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出大问题。
　　诚然，许多中国老百姓老实巴交、胆小怕事，这也是事实，但若因此认为天下永远太平，那也是不懂人的心理。实际上，问题不在于老百姓平时是否有胆量，而在于是否被激怒。人若被激怒，平日胆小的人也会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做出平时难以想象的激烈举动。所以，任何人都不应小看近年来公众心中积蓄起来的怨气、火气、暴戾之气，不应小看那些作为这种暴力倾向之表达的语言暴力，因为这正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普遍骚动和普遍暴力之起源——如果不能以深化改革使人消火的话。
　　诚然，“惩一儆百”也是有效的维稳方法，但这不仅往往缺少正义性，而且它的效力也并不总是恒定的。从总趋势看，其效力实际是在递减的，所以并不是永不过期的灵丹妙药。不仅如此，现在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适得其反的现象，即“惩一儆百”不仅没让人害怕，反而还引发了程度不同的反弹，轻则众人抗议，重则引发激烈的群体性事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情况呢?其原因就是：人的火气越大胆子就越大;人的正义感越强胆子就越大;具有同样思想感情的人越多胆子就越大;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深人的胆子就越大。这就表明，在没有着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前提下，越来越多地采用“惩一儆百”的方法，反倒会使这种方法越来越无效，越来越适得其反。
　　最后，认为“农村稳天下即稳”，这也是一种误区。实际上，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就越是决定大局走势的关键。目前我国农村比较稳定，但大局稳定的关键已经不在农民，而是在市民(包括农民工)了。
　　只要没有足够力度的改革使社会稳定下来，只要社会政治矛盾仍在日趋尖锐和激化，国家强制力就无法阻止它的最后总爆发。如果只靠国家强制力就能保平安，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发生大动荡和政权更迭了。以往多次预言的变局未出现并不等于它就不会出现。只要社会矛盾仍在尖锐化，这种预言的失败次数越多，它应验的时间就越逼近。超大型国家的稳定性比较高，因为没有较长时间的积聚就不可能形成足以打破这个超大型共同体平衡的巨大能量。从历史上看，这种“较长时间”通常为几十年。就此来说，我们现在实际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了。
　　国家强制力在人民面前的可用实力很有限，与亿万民众的力量不成比例。 在今天，对民众过度使用国家强制力维稳、以至于造成严重悲剧的做法，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为社会主义原则所不容，为现代文明和国际社会所不容，也为人民武装的宗旨和性质所不容。而且突破这些政治底线势必带来无法承受的严重政治后果。这些就构成了政治对于强力维稳的根本制约，即因过度使用国家强制力维稳造成严重悲剧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禁忌。
　　在这种制约下，当国家强力部门在执行针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维稳任务时，首先是热兵器几乎都不能用，其次是进攻性冷兵器基本不能用，结果实际可用的装备几乎只剩下了“古老的盾牌”。这在石首事件等事例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是应对一个县级市的泄愤式群体性事件就动用了近万武警。这表明，国家强制力在人民面前的可用实力实际很有限，与其实际能力相较非常不成比例，它在这时的真实实力远比它的表面实力小得多。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人数多少就变得非常关键了。同13亿人口相比，国家强力部门的人数实在是微不足道。这种比例关系也是超大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现在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还是比较少的，依靠国家强制力还能应对。但若社会矛盾继续激化下去，以至于全国同时出现大量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情况，那就肯定无法应对了。
　　最大的危险是，一旦形成了全国性官民对抗的基本格局，人民的基本要求就已不再是深化改革，而是要革命了。由于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不是普通的矛盾，所以最终只能通过激烈冲突而破局。在这时，虽然国家仍有条件对自己的国民滥用强制力，但无异于是自杀行为。过度使用国家强制力最终必将遭到国民的强烈反抗。一旦这种反抗达到了某种临界点，国家就会在它的压力和打击下走向崩溃。由此，国家就将重新陷入天下大乱的局面，长期难以自拔，现代化再次中断，而且难有机会再度重启，这对所有国民来说都将是非常不幸的。
　　人心比国家强制力更强大。面对13亿民众，过度依靠强力维稳最终是靠不住的。所以，一切依靠不断强化强力维稳实现长治久安的幻想都应抛弃。只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只有与人民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政治问题主要应当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稳定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主要应当用政治方法来解决，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以下八点尤为重要。
　　一是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要从基本路线的高度认识、看待和解决稳定问题。过度依靠强力维稳有可能成为路线问题。如果程度较轻，还可能是工作方法等问题。如果严重过度，以至于把依靠强力维稳作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的主要手段，那就是路线问题了。越来越多地依靠强力维稳有可能被它的暂时效用所陶醉、所诱导，以至于逐步走上主要依靠强力维稳的道路。但这种道路是与主张依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长治久安的基本路线相反的，如邓小平所说“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解决稳定问题首先就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基本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二是着力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最大关键，也是“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重要的政治手段。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进入新阶段了，但还需尽快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政治日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是摒弃与改革相矛盾的刚性稳定思维。只要有改革就会有震动、有风险，所以邓小平说：“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①“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②“我们不能避开风险，这个风险是绕不过的，除非我们不前进。”③“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④但惧怕任何震动、任何风险的刚性稳定思维却是与之相反的，这就使任何重要改革都会成为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摒弃这种与改革相矛盾的刚性稳定思维，进而通过深化改革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四是将过多地用于维稳的资源用于改善民生，以改善民生获得根本的稳定。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社会矛盾将会逐步化解，人心将会逐步回流，这也将为资源的合理利用创造条件。
　　五是着力改进维稳方式，尽量避免动用国家强制力。越来越多地依靠强力维稳，实际上大多是地方官员懒惰无能、失职渎职的产物。事实上，只要上级领导亲临现场，处置得当，完全有可能在不动用国家强制力的情况下就使群体性事件得到迅速平息。应最大限度地用上级领导亲临现场的方式解决问题。动辄调动武警部队解决问题，此风实在不可长!
　　六是对互联网、媒体、知识界、法律界等，尤其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和滥用国家强力。政府应与社会上层合作，搞统一战线，避免对立，特别是避免把一直主张改革的社会上层逼到绝望。
　　有一种说法，说是互联网失控了，再不控制政府形象就完了。这种想法不对。事实上，不是互联网失控了，而是腐败失控了，社会不公失控了，政府作为又很不够，人民对此不满意，就在互联网上表现出来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当然包括相信5亿网民。网友实际上是公正的。政府做得好，网上赞美不绝，汶川抗震救灾就是典型事例。政府做得不好，网友批评自然也会多。过度实施强力控制互联网，只会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不利于社会稳定。
　　七是在面对人民群众的维稳工作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少用武警、不用军队，而且这应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强制维稳越普遍，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危及整个大局的稳定。
　　八是处置群体性事件要有底线。应将“尽可能地避免任何流血事件和任何粗暴执法”确立为处置群体性事件时的铁的纪律，并且严格执行之。即使是在必要的强力维稳中，过度使用强力的空间也仍然存在，因而也就仍有可能出现性质恶劣、影响很坏的严重事件，这就必须加上这条死命令。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着力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长治久安，着力用政治文明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着力在必要的强力维稳中掌握好分寸，那就一定能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也就一定能有持久繁荣的未来。

　　注释

　　①《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3页。
　　②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267 、240 页。
　　③《人民日报》，1988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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