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使我懂得了经世济民

曹凤岐按：今天，2013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15周年的校庆日。我是1965年考入北大的，从入学到现在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已有48年，人生最重要的时期都是在北大度过的。在这里我有过成功，也受过挫折，在这里我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在这里我学到和得到最宝贵的东西和得到很好的历练。在这里我懂得了如何做人，懂得了经世济民的道理。

我是1965年从东北的一个小县城考到北大经济系的，到现在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已经47年了，是北大经济系把我从穷乡僻壤出来孩子培养成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知名教授，我对北大，对经济系有着深厚的感恩之情，是经济系的老师们、大师们对我的教导，是他们深邃的思想的熏陶，使我懂得了经济学的宗旨是经世济民，懂得了这个道理，为我后来积极投入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我亲身见证了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我刚入学的时候，经济系只有2个专业，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一个是世界经济专业，政治经济学专业每年招生60人左右，世界经济专业是隔年招生，每年只招20人。到了1978年，增加了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1980年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开始招生，这为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1985年，建立了经济学院，我清楚地记得经济学院是1985年的5月25日成立的。经济学院下设三个系，即经济学系、国际经济学系和经济管理系。1993年底，经济管理系从经济学院里分出来成立了工商管理学院，1994年9月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应当说光华管理学院的产生也是经济学科、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学院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因此，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是一家人。这个发展过程是我亲自经历的。

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经济系、经济学院给我的教诲，我也感谢一些先生给我的教育和指导。

首先我感谢陈岱孙先生。我是1965年入学的，只上了一年的课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学到很多专业知识。1970年我毕业留校了，留校以后，到底今后如何发展，我很困惑。做行政工作不是我的长项，也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搞教学科研自己的底子又很薄。我找到了当时的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他鼓励我进军教学和科研，而且他说你要搞金融，是陈先生引导从事金融教学和科研的，我说我什么都没学过，能行吗？他说没学过，就从头学起，你还年轻，肯定没问题。这是陈先生当面跟我说的。他说经济系十多年没有开过这门课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就你来开金融课。为了使我系统学习金融知识，陈岱孙先生（还有胡代光先生）亲自给人大当时的金融系主任黄达打电话，写条子，说让我们的年轻教员曹凤岐去人大进修金融课程。黄达教授爽快低答应了，让我跟当时人大财金系金融研究生班学习。1978年到1979年我在人民大学进修了两年金融研究生的课程，聆听了黄达、王传伦、周升业、陈共、安体富等金融财政大家的课程，这奠定了我后来对金融理论进行深入教学和科研的坚实基础。78、79年恢复了中国金融学会的活动，陈岱孙是金融学会的常务理事，他亲自带我去参加金融学会年会和各种研讨会，使我认识了当时金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一些人士，也使我对金融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我有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银行的作用》（1979年12月）就是陈先生带我参加金融学会年会上提交的学术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同时起调节作用的观点，提出只有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银行才能发挥作用的观点。这篇文章使我成为在国内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论文被搜集到会议的论文集中。1989年我写的教材《货币金融学》出版了，陈岱孙先生不顾89岁高龄给我写了7000多字的序，并亲自写了一封信。在序中对我的书给予高度评价，“曹凤岐同志在本书中，所涉到的问题当然覆盖着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银行、金融理论问题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作了认真地论述和探讨。……读者尽可以对他的某些观点保持不同的意见，但不能否认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是富有挑战性的，而他的看法和论点至少会引起读者们以思考和启发，这也就正是作者所企求的”。陈先生对我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他的心血，对我的关心和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多次把我叫到他家里询问我的情况，对我的学术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陈先生是我从事金融教学和科研的引路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陈先生对我的恩德。

第二位要感谢的就是厉以宁先生。厉以宁先生是经济系和经济学院的老师。我的很多经济改革的思想是从他那里学到和得到的。最重要的股份制改革思想。

我记得1981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于是我开始研究股份制问题。1982年到1983年我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经过两三年的研究我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上，这篇文章是在厉老师的指导下写成的，并由他推荐到《北大学报》上予以发表。这篇文章阐述了股份制的性质,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以及中国如何推行股份制和开放股票市场等问题。这是我系统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很大影响。

"七五"期间,在厉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1989年4月出版了项目的成果之一《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曹凤岐主编,企业管理出版社)一书，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股份制的理论、股份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的产权关系、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我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外部环境、股份公司的组织与管理、股票发行、交易和管理、企业集团与股份制、产业结构转换与股份制等,书中还列举了我国几家股份公司组建的实例。这本书关于股份制改革的理论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和超前性，在股份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厉老师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对我们的研究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我作为这个编写集体的顾问，深为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扎实而叹服。我感到，这本书的特点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周密论证、分析，而且在于推行股份制的可操作性。我相信，广大企业家之所以会对这本书感兴趣，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是从当前中国实际出发的，是旨在解决如何推行股份制和建立企业集团这一难题的”。

在厉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八五”期间我又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股份制理论与实践",作为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1998年出版了《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曹凤岐著,企业管理出版社)一书,对我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探讨。董辅礽、厉以宁为首的评审组对我们的研究进行了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正是由于厉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对股份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二十多年来,我发表了多篇有关股份制改革的文章,2001年出版的《股份经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收录了我的30篇研究文章。其中,从1985年到200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十论”有关股份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在一个学术杂志上用二十年的时间连续就一个问题发表10篇系列文章可能在国内外尚属首例。早期我还直接参与过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和沈阳金杯股份有限公司的设计与改造工作。

1989年我因为研究股份制改革受到一些误会和不公正待遇。记得1989年10月的一天,有一个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的会议要我去作一个发言,说专门听听我的股份制观点。我到会场一看还有一个副标题"批判私有化",我就股份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我讲了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改革,讲了股份制改革的好处,也谈到中国推行股份制从本意和实际上都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公有制内部产权关系的调整。我发言以后有的同志就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批评和批判,引了书中一些话,认为我歪曲马克思主义,认为搞股份制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对我的观点上纲上线,甚至把我的这本书和当时批判的《河殇》联系起来,认为我鼓吹所谓的"黄色文明"。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厉老师一直对我支持和保护。1990年他鼓励和支持我破格申报正教授职称（当然，我的申请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下,因为我提倡股份制还是被取消了教授资格。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我才获得了教授职称）。当时有一本关于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书《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厉老师把我的学术传记推荐给了这本书。后来，厉老师又带领我参与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和制订工作。

我和厉老师有着特殊的关系和感情。首先他是我的老师，我的一些知识和学术思想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我在大学期间没有学过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厉先生和张培刚先生等在北大开设西方经济学流派系列讲座课程（名为“批判”实为介绍），我几乎听了全部讲座，使我对西方经济学有了了解和掌握。第二，厉老师也是我的同事，我们在经济系、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共同教学和科研，我们曾联合指导过多名硕士、博士后，共同主持重大科研项目。第三，厉老师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助手。1985年成立经济管理系时，他是系主任，选择我作副主任，作他的助手。后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共同创设了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他任院长，我出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

我还要感谢一位先生，就是原北大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吴树青先生。1985年成立经济学院后，如前所述，下设三个系即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和经济管理系。应当说管理学科在北大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但是在以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史为主导的学院里，管理学科的发展得不到重视。1990年国家教委批准了清华大学等9所院校进行MBA（工商管理硕士）培养试点，竟然没有北大，其公开的理由就是北大没有管理学院（清华1984年就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北大没有管理学科。于是我在经济学院院务会上提出应当把经济管理系从经济学院中分出去建立单独的工商管理学院，申报MBA学位授权单位。但并未得到相应。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北大再进不了MBA招生试点单位，不仅使北大在工商管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受到损失，远远落后其他院校，而且使北大颜面丢光！我找到当时的校长吴树青教授，他非常支持我们申报MBA试点，他对我说，你帮我起草一封给教育部领导的报告，说明北大是具备培养MBA条件的！于是我为吴校长起草了一个报告，以吴校长的名义报给教育部，很快得到答复，说下一批试点学校肯定有北大！199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了北大等24所院校作为第二批MBA试点单位！同时我被聘为第一届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1994年我们招收了第一批MBA学员，在开学典礼上我高兴地说，你们是北大MBA的“黄埔一期”，你们开创了一个新的事业！在94级MBA学员毕业10周年的时候，我送给了他们几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北大首届MBA，光华‘黄埔一期’，播下改革火种，收获春华秋实”。

在我找吴校长谈北大应当申报MBA试点单位时，已经谈到北大应当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的事，吴校长鉴于当时经济管理系教员比较少，建立管理学院条件还不成熟，没有答应建立管理学院，只是说先申报MBA，建管理学院等条件成熟后再说。因此建立工商管理学院之事一直被拖下去了，直到1993年的春天峰回路转。1993年3月初我和厉以宁教授等人去香港征求《证券法》的修改意见（厉教授是《证券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我是起草小组主要成员），当时吴树青校长、罗豪才副校长等学校主要领导也在在香港，他们在争取李嘉诚对北大新图书馆的资助。在学校集中见到校领导的机会很少，而在这里则可都见到他们。我同厉教授商量，能否借机同他们当面谈一次建立工商管理学院之事。厉教授很支持，并授权我去谈。于是我在3月9日给吴校长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同校领导谈一次。吴校长表示他们时间安排很紧，我说那我10日晚上去谈，他说我们可能到12点以后才能回到酒店，我说几点我都去等你们。10日夜间12点以前我到了吴校长等下榻的老希尔顿酒店（现已拆除），一直等到凌晨1点左右，吴校长等人才回到酒店，见到我还在等他们，很诧异，也许被我的诚心所感动，吴校长说，那我们就谈谈吧。于是我就谈了为什么北大必须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现在看来条件可能不够，但不建立学院条件永远不够。要先建庙，才能有僧人来。我列举了计算机系从数学系分出来才得到大发展的例子。谈话从凌晨1点谈到3点多钟，吴校长当即拍板，同意建立工商管理学院，说回京后即开始筹办此事！当夜我兴奋得一宿没睡着觉！1993年12月18日，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和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的基础的上成立了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没有吴校长的支持和同意，工商管理学院不可能那么快的建立不起来。

1994年春天，在刚刚成立的北大工商管理学院的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光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尹衍樑先生有意资助内地管理学院办学，他考察了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认为北大符合他的资助条件，认为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最具有资助价值。于是北大开始同尹先生进行资助“谈判”，我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现在可以说，尹先生当时提出的资助条件是很苛刻的。谈判几次都到了破裂的边缘。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吴校长。记得有一次当谈判几乎破裂，尹先生准备想拂袖离去时，吴校长及时挽留住尹先生并请他在勺园吃饭，在饭桌仔细同尹先生商讨资助条件问题，尹先生十分高兴，终于答应了不附加更多条件对北大进行资助！ 1994年9月18日北大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的合作办学的协议，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仍任院长，我也仍任第一副院长。

从入学到现在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已有48年，人生最重要的时期都是在北大度过的。在这里我学到和得到最宝贵的东西和得到很好的历练。

首先我受到了北大厚重文化的熏陶，得到了大师们的教诲。我从大师们的身上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进一步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要先做人，再做事。这些大师们低调做人，扎实做事，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优秀品质，甘于清贫、勤奋钻研、勇于探索，百折不回，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激励我认真教书、努力科研。在这物欲横流，诱惑多端的年代，有些人对科研已经失去兴趣，有些人变得很浮躁，功利色彩非常严重。这多年来我能够扎扎实实努力科研，与从这些大师们身上吸收营养分不开的。

最重要的是在北大学学经济学、管理学，使我懂得了我们研究经济学、管理学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提教授而研究，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实际而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的。使我懂得了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发展经济，造福于人民。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经济改革理论与方法，是每个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多年来，我就是本着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思想，不断地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探索和追求。我是在国内比较早的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是国内比较早地提出必须进行银行体制改革建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制的学者之一；是在国内最早提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的学者之一；我也是在国内最早提出建立股票市场，发展证券市场的学者之一。近年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如何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上，我参与了《证券法》的起草工作，参与的《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我提出了“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原则。为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不断做出自己的努力。

回顾往事，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自己觉得虽然路途艰辛与曲折，但是我自己努力了，我付出了，我感到欣慰。对我走过的路，我无怨无悔，多年来我确实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努力践行着，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努力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