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救助雅安该不该“越位”

        无论如何，要向奔赴雅安灾区一线展开救助的民间力量致上敬意，除一些想借此作秀者，相信更多行为是纯粹的，对别人的无私帮助，是要通过牺牲自己利益来完成的。

 雅安地震中同胞遭受灾难，民间社会本该是无条件救助的，但中国民间救助，历史覆辙往往却是不该救助的被救助，并被煽情至越俎代庖“越位”了政府职责。

 处于第一阶段生命抢救时期，如依此来规劝对雅安地震不救助，即便是理性的，与悲情不符，与人道理念不符。但在雅安救助已进入灾民安置和灾区重建阶段，则有必要更深层的来探究上述问题。

 对生命至上尊崇是必须的，但雅安救助，已经失去了汶川地震时的民意基础，重新反思民间救助定位，政府必须承担责任有那些，民间力量发轫点何在，某种意义超过救灾本身。

 基于中国政府庞大财政收入能力和对社会组织控制能力，发生自然灾害，政府应全部承担基础环节的救助责任，主要包括：最大可能的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有效组织生命抢救；最大可能的在第一时间将对应储备物资派发到灾民手中，最大可能安排好灾后重建的基础工作，即便是没有任何民间援助，这都是政府必须要做的，它本身是政府公共服务内容之一，而且是硬性的和不能推诿的。

政府另一责任是，通过法制规范，将自然灾害预防和救助推进，形成政府基础行政储备模式，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协同各就其位，公助、自助、互助应形成有序常态联动，其基础训练和磨合，应列入日常国民教育和舆论引导体系，一旦出现问题，保证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实施各自的责任。此上也不须摸石头过河，日本等国经验应借鉴。

 民间救助上，对政府救灾疏漏环节进行定点救助，训练有素的专业志愿者，一线协同政府参与抢救生命很有必要，无法直接参与灾区救助的，通过有信誉的社会组织链接，将捐款捐物定向投放，应是基本的常态选择；监督政府组织的救灾责任落实，防止救灾款物被不当使用甚至被贪污挪用，参与政府灾后重建方案的讨论，防止出现重大方向失误，避免出现“豆腐渣”工程，同样是民间救助的重要表达。

 政府不应进行民间救灾责任的转嫁，媒体诱导捐助和以组织硬性摊派同样应拒绝，事实是，民间社会此次雅安救助已经形成了大范围的表象冷漠，而另一个事实是，作为纳税人，民间人人早已经交过了这份救助钱，只是集中储备到了政府，关键的转换，是政府如何用好这份钱，以及第一时间要支出这份钱。

 社会要形成“救助无偿和自愿”基本共识，牺牲自己基本生活质量去救助别人不宜倡导，允许高调救助但不推展庸俗赞美；鄙视商业性“挂羊头卖狗肉”的救助活动，抵制不经股东同意擅自“沽名钓誉”的救助支出。对企业社会责任考量，应是法律界定下，办诚信企业，缴纳税收，解决社会就业，而非道德绑架被迫救助，而生产毒食品的企业即便捐款了，它也只能是掩盖罪恶的作秀。

 比之汶川地震救助，此次雅安救助，政府行动反应上有了进步。但在当下，对政府救助诚意和社会公益组织救助纯粹，民众不同程度存在不信任。雅安救灾及重建，资源无法最大效能发挥作用，政府和民间难以更好形成合力，会是无法回避的。而另则，志愿者远道前往灾区所谓的“碍手碍脚”的直接救灾，一定程度也是源于这种不信任。

 中国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牵连，业务进入冰冻，雅安救灾多遭尴尬处境；汶川地震民间援助款物走向引发的质疑，财政投入不及民间捐款引发的政府职责回避拷问，雅安地震受灾三县狮子大张口上报损失1700亿的借机聚敛被抨击，危及到雅安地震政府救灾自信。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缺乏社会监督和对应的制度设置，透明纯正以及依托自律，是很难有效实现的。

 民众因社会因素形成的心理失衡和民智启蒙不足形成的意识飘忽，需要有基本价值认同包容和主流意识引导甄别的过程，公共事件的理性思考取代扭曲喧泄，关键在于政府的以身作则，在此基础上，民间救助完善理念、明晰责任并不难。

雅安救助固然重要，对社会诚信体系崩塌的灾难救助更重要，否则，灾民只会越来越多。对“习李”的支持，不在于雅安救助上的政治化的表态，而在于通过助推其完成深层改革，来恢复政府基本的公信力！

（本文首发于福布斯中文网，此次发表又增加了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