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把人民关在笼子里的泥足巨人

杨连宁：把人民关在笼子里的泥足巨人

“人的自由度大小，才是一个国家盛衰的关键”（袁伟时语）。温家宝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概括改革开放的结论说，“中国所有这些进步,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那么，如若以此来反观历史的话，中国过往不能进步的初步结论，就可以概括为人民不能自由创造，对不？人民没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反倒被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能有多大出息，怎么自由创造？对不？权力把人民关起来之后，自己在笼子外面恣意妄为，能不催生暴力，能不发生破坏吗？

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管制经济，叫做“圈养”模式，也不离谱。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官职，就叫做“牧”——牧民如羊，官吏像驱使牛羊那样驱使老百姓，老百姓就得效犬马之劳。由此你不难想见，一个人没有出息，人民没有创造力的国家，一个靠吏治把人民禁锢起来的国家，一个官本位、权力本位的专制国家，追求富国强兵为什么总也不得其门而入？

小狗长牙时需要磨牙，免不了啃个桌子腿什么的。嫌小狗乱啃了她的东西，我的邻居最近买来个小笼子，把放养的小狗又笼养了起来。一看到笼养的小狗出门放风，我就心生悲戚。为什么？因为我眼睁睁地看到，原本散养的这只小狗一旦被关进笼内，不但性情大变，脾气变坏，就连体形都缩小了、佝偻了。其实我知道，这个逆向的退化，仍旧符合那条适者生存的铁律！还有更让我悲戚的事儿呢，不是笼养小狗，也不是更残忍的笼子里养鸟，而是给小狗戴枷。

这事儿你不信也得信。住别墅的一个邻居，为防止小狗从院墙铁栅栏里钻出钻进，竟然仿照林冲脖子上戴的木枷做了一副小版的，卡在自家小狗的脖子上——我8年前遇上的这一幕，虽然没留下一张照片做附图，但你也不会怀疑我撒谎。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在禁锢自由方面历来多有发明创造，你都屡见不鲜啦——什么禁止报道啦，禁止上网啦，禁玩游戏啦，禁用手机啦，禁入女生宿舍啦，禁出校门啦，禁入本厂本村啦等等，全都没有法律依据，也全都照禁不误。

而真正可怕的正在这里：禁锢越多，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就越少。正因为“百代皆行秦政制”，数千年全都奉行这种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关进笼子里，令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功能。

“中国人主体未达到人格状态，最易于培植专制主义，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长期以来，宗教，道德，法律联在一起制造‘恐惧’，人或是生活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人。以‘恐惧’为主要范畴的专制主义，禁闭了人的意志与思维”（黑格尔语）。显然，数千年日积月累的自我繁殖、自我克隆，必然发生近亲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能力退化甚至种群退化，退化出一种匍匐在权力脚下的“无限谄媚、无限雌伏”（王小波语）精神。“黎民百姓心中充满了恐惧感、奴役感和奉承心态，而统治者和他们的听差们则充满了自信、自负和骄傲自大感。这两种心态都是社会生活的毒素”（米塞斯语），以致到了近代，富国强兵之梦彻底碎裂在积贫积弱之上。

大清帝国统治了300年，也堪比强汉盛唐了。期间文治武功倍受褒扬的“康乾盛世”，似乎达到了鼎盛状态。但1792年远道而来的马格尔尼使团，一眼就看出了纸老虎的外强中干，也能看出今日中国投在地上的阴影：“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马格尔尼看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所看到的房子只有大富之家和贫寒人家，却没有其他国家能看到的富有和赤贫之间的中等人家。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作为旁观者的马格尔尼，颠覆了马可波罗的盛况描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

“中国人生活在暴政下，生活在随时被竹板鞭打的恐怖中。他们禁闭妇女，逼她们缠小脚，杀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建立在愚蠢的形式主义（礼仪）基础上。中国人不从事体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没命地赌博。中国人无法接受科学，对起码的技术一窍不通。他们像家禽那样叽叽喳喳叫着，而不会像人那样说话。中国人没有个性，恒久不变的制度，使任何进步无法实现。这个民族不进则退，像个一推就到的泥足巨人”（斯当东日记）。

“像个一推就倒的泥足巨人”的比喻，出自副团使的儿子斯当东的日记。这个少年曾被乾隆皇帝抱在膝上，逗他玩过呢。1840年春季，英国国会连续两个多月开会听证与辩论要否出兵中国。最后以271票对 262票的微弱9票，通过了出兵议案。那位48年前的访华少年，这时已是年届六旬的议员斯当东了。你猜他会投反对票吧？没有，他投了推倒泥足巨人的赞同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