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人转”是如何转动的？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一文中我指出：目前我们的政府组织方式可谓不伦不类：一方面它不是内阁制，因为我们的国务院总理不仅没有“立法权”，而且连基本的人事权也没有。国务院因此不是“责任内阁”，顶多就算“影子内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总统制”，这原因不仅因为我们的国家主席不是“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出来的，还因为在权限上，他并不是“政府首脑”，而只是国家象征——就此而言，他倒有些象内阁制中的“总统”，但与内阁制中单纯的国家象征的“总统”不同，我们的国家主席是执政党党魁，在这点上，他又与内阁制的总理或首相类似。这种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状况也直接导致我们国家在行政上责权利不分，是非难判的“行政乱伦”后果。

不过，就我们国家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二人转”的具体运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值得我们做点具体的梳理工作。

必须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来源于苏联，而苏联政治体制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党代政，党政职能分不清，执行机关代替权力机关的现象十分严重。国家机关、科技、经济、文化组织，社会团体的重大决策权都集中在党中央，从而大大限制了这些机关职能的发挥，减弱了它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养成只听从上级命令行事的习惯。这种决策体系只靠少数人，决策容易出现失误，而且长期得不到改正。党政职责不分，党包揽行政事务过多，这种情况在全联盟和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机关情况更为严重，机构设置重复，干部兼任党政职务较多，并经常联合发布指示，而作为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却常常只徒具形式。

因为这些缘故，在毛泽东指掌国家主席的那段时间（1949年10月1日—1958年9月27日），国务院总理与国家主席的关系基本上是小伙计与大老板的关系：国务院总理只是毛泽东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这种主仆的“二人转”在所谓“高饶事件”中有清楚的展示：1953年，高岗所以对攫取更大的权力有兴趣有信心，其关键就在于当时他所执掌的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与政务院平级的行政架构，被称为“经济内阁”。到1953年，毛泽东就有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来分国务院权的设想；与此同时，上毛对“新税制”给予严厉批评，反映出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的极大不满。在这种情形下，高岗以为自己取代周恩来的机会来临，所以四下活动，最终因为牵扯面太大而被毛抛弃。从这一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二人转”中，总理是处于怎样一种可以随时被取代的可怜地位。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闯了祸后，声望大跌，加之一向自由散漫的他也无法忍受国家主席必须出面的那套迎来送往的礼节，所以，1958年后，他推荐自以为是自己忠实信徒的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他则专任党的主席。这其间，因为周恩来在党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过刘少奇，加上二人都属于比较稳健的务实派，所以在两人合作期间，政策比较一致，尤其是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人携手使国家度过困难，而且经常一起接见外国领导人及来访团。其间，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基本上处于互相携手平分秋色的状况。当然，此时，真正能决定中国这艘大船航行方面的，还是幕后的毛泽东。

然而，当刘少奇的务实政策取得实效，其声望也在缓缓上升之际，毛泽东感到自己威望和地位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出于对自己权力的保护，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倒——从此，国家主席一职成为谁也无法觊觎的禁脔，而林彪集团的垮台，也与他们打算让林彪出任这一职务有关。他们显然低估了刘少奇在这个职位上取得的声望对毛泽东的威胁，结果，林彪自己也很快因此折戟沉沙。此时的“二人转”变成了国务院总理的“一人转”——虽然，周恩来也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使办”，但毕竟少了一个牵制，加之毛本人自由散漫，对具体政策很少直接插手，因此为周恩来的施政留下了一定空间——也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人转”，周恩来才在国人心目中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印象。

接下来的华国锋时代太短暂，国务院真正有些责任内阁色彩的是赵紫阳时代和朱镕基时代。

1980年9月～1987年11月出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可以说是中国历届总理中作为最大，也最有责任内阁色彩的一位总理。在他出任总理其间，启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对此，中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田纪云在2008年的《炎黄春秋》撰文指出：中国体制改革必须从打破僵化、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而推动这项改革的是198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文中提到：赵紫阳于1984年9月9日致信胡耀邦和中共元老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指出，计划体制问题是经济体制的核心，要透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计划，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赵紫阳表示，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但是当时中国的价格体系极不合理，如果要理顺经济就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可是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赵紫阳也指出，应该试行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田纪云在文中还透露，邓小平对这一信件曾作批示：“我赞成”。陈云则复函赵紫阳指出，他完全同意。至于推进改革的行动方针，田纪云表示，赵紫阳用了12个字：“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对1984年由赵紫阳主持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高度评价，表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学的初稿”、“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而赵紫阳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作为太上皇的邓小平的对赵紫阳的欣赏和放手使用。其次，则是因为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是民主宽厚的人。胡耀邦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有这样一个例子：1987年，胡下台后，外面曾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也因此，赵紫阳对胡耀邦的评价才会是：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人们在总结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突飞猛进的原因时有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而此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则基本上是一个荣誉性职务，中国政坛颇有内阁制意味。

在这之后值得一提的是“江朱”时代。朱镕基也是一个强势总理，在他任内，改革措施频出：诸如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原有铁饭碗机制，改变了集体吃国家大锅饭，个人吃集体大锅饭的局面；改革银行机制，除中央银行外，其他银行都改制为商业银行，成就了现今的商业银行格局；国务院机构改革上面，1998年他上任后就启动了国务院领导机构的改革，大幅度精简部门精简人员，为之后的进一步走向大部制奠定了基础；反腐倡廉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他任内，落马的高官明显增多等等。而朱镕基之所以在总理任上能有所作为，除了他自身素质外，更关键的是邓小平对他很欣赏——1992年，邓小平出现在十四大的闭幕式上，他的身后跟着政治局新当选的7位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此前，邓小平对朱镕基有过这样的高度评价：“我们党选干部不光要政治可靠，还要懂经济。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朱镕基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然而，邓小平逝世后，朱镕基身后的保护伞不复存在，而此时总书记与国家主席已经合一，中国再次进入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且以国家主席为主的传统“二人转”模式，责任内阁昙花一现。也因此，朱镕基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获连任的总理。至于今天的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二人转”，我已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一文中有所介绍，此处不赘。

纵观整个建国后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总理强势，国务院近乎责任内阁时，正是中国发展最为平稳和改革最为顺利的时期——这或许就是我们呼吁一个责任内阁出现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