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康生的“整风”运动

整风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运动，每逢历史关键时期，领导人就会祭起整风运动的大旗来大整政敌，大树权威。我们不妨就中共历史上的两次大整风——延安整风运动和57年整风运动来看个究竟。

始于1941年5月终于1945年4月20日的“延安整风运动”，其运动动机就是为了清除党内的不同派系，建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权威。其实，早在江西时期，就有地方党派因不服从毛泽东的问题，结果导致了反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反AB团运动影响了毛泽东的声誉，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夺取领导权与毛泽东发动的反AB运动有很大关系。到了延安时期，虽然毛泽东成了最高领袖，但党内还是有不同派系，对毛泽东有不同意见。这其中对毛泽东权威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王明集团。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不久，王明就从苏联回国了。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演讲博得了全场的喝彩，人们都对他奉若神明，因为他代表的是共产国际，等于是钦差大臣的身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附和他的言论。毛泽东私下里对一位朋友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毛泽东刚刚到手的领导权又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这个危险产生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在具体政策上，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的发展，深入到敌后建立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王明则认为抗日必须遵守国民党的领导，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随后的岁月里，王明来到武汉组建了长江局，由于王明获得周恩来的部分支持，因此长江局俨然成了中共的第二朝廷，开始涉足对军队的指挥领域，形成了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之势，国际派的势力再次崛起，这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他于是利用武汉会战后武汉失守的机会，撤消了长江局，消弱王明权力。1941年，又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来彻底清除王明集团在党内的影响，其方式就是整风运动。

1942年春，毛泽东正式发动整风运动。他自己并没有亲自走上前台，而是在幕后指挥，实际执行由康生来操作，这样一来，毛本人进可攻，退可守，完全立于不败之地。每个人都必须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毛泽东还派人组织编写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二十二个文件》等多种材料，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阅读，还必须写自传，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总清算。毛泽东利用自己的组织权力出手又快又准，王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理论上，毛泽东祭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法宝，强调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而不但夺回了对文宣部门的控制，而且也从思想上改造了中共，夺回了对马列的解释权。

在手段上，毛泽东重用从苏联回来，深得克格勃精髓的康生担任运动主角。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他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总学委不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只服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组织很像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只听从“最高指示”。康生领导整风运动，也只听从总学委主任的指示。全党从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肃反。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于是，在延安，一切有碍于毛泽东成为伟大领袖的人，都被康生打成敌特反革命，进行随心所欲的清除。康生的名言是：“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那些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1943年3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参见蓝英年《康生在延安》）胡耀邦那时也被康生搞打成“温情主义”、“糊涂主义”，批斗了好几个月，他的身体由小胖子变成了小瘦子，从此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胖过。据说多年后，胡耀邦提到康生还心有余悸。

然而就是靠了整风这样的运动和康生这样的打手，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思想方成为中共政治指导思想，毛泽东权势空间提高，成为独一无二的领袖。中共彻底的摆脱了莫斯科的影响，走上民族主义的轨道。

因为这次成功，毛泽东对整风这种形式情有独钟，所以到1957年，当他觉得自己的政权面临危机之际，他又祭起了整风法宝。

1957年，因执政党工作作风引起的社会不满和国际上的波匈事件，毛泽东感到了统治合法性危机。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口头虽然这样说，但事实上，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巩固自己地位化解统治危机。

当然，毛泽东斯时展开整风运动，除了挽回政党统治合法性外，也还有自己权威遭到挑战的原因。八大后，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而现今“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对所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固然不满，但他们更为不满的却是领导人本身的大起大落，鸣放的矛头指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要之，所谓整风运动，其最根本动机就在于为新权威立威，同时消除旧权威影响。因而，每次政权更替之际，我们都会看到它的阴影——比如后来的“三种人”、“三讲”等等都是其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