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翼城农民的二孩试验

我和翼城农民的二孩试验

梁中堂

按语

本来应该接着粘贴有关国家迷信和宪法、宪政的几篇文章，特别是《不受限制和制约的政府是黑社会——与俄罗斯朋友把酒论道》的那个长篇文章早已经写出初稿了，因为没有时间审改，还无法与读者见面。上个月有位网民在我的博客中留言说：“不要总抱着你提倡的什么翼城实验了，那是国家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外同时进行的又一个实验，不是你的功劳，你不提，国家也会采用其它方式来实验，不会一刀切的，中国这么大，政策也有层次差别，都是某种程度的实验。翼城实验说明计划生育深入人心，翼城人民也自觉在执行。这跟你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显然也是对国家的一种迷信。我当时读这段留言时，就有了再次将《我的自述》粘贴出来的念头。因为说这是或者不是国家所希望做的一个实验都过于简单。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不是可以用是或者不是来表述的。半个月之前，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告诉我，有关部门竟然反对他们做翼城试点的采访和报道。我笑着回答说，这是他们的一贯态度。27年来，计划生育部门的人员不断变化，其领导对翼城试点持消极态度却基本是一致的。我这里没有全部否定，是因为1985年试点运行以后曾受到宋健支持的一帮人的攻击，他们甚至用不那么光彩的手段设局让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为他们要求“收回成命，取消试点”的报告作了同意意见的批示。1986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全国计划生育会议上公开讲了“寄希望于”等一大段保护翼城试点的话。1987年年底，新一届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到任前，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又向其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也就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该试验表现了稍许的积极态度。在其他的阶段里，很难说有关部门打心底里愿意有这样的实验。这位网民说国家也会做翼城县试点这类事情，是不符合实际的。前几天，北京、上海等几个媒体都希望了解试点情况。所以，我将这篇文章分3次粘贴在下面。

粘贴前，因为有了新的普查数据，所以分别计算了不同时期翼城县和全国、山西省、临汾市的人口增长情况。其中1982-1990年，翼城县人口增长了8.34%，比同期全国人口少增长了4.07个百分点，比山西省少了5.33个百分点，比所属的临汾地区少6.16个百分点。1982-2000年，翼城县人口增长了20.7%，比同期全国少增长了4.8个百分点，比山西省少了7.7个百分点，比临汾市少了9.7个百分点。1982-2010年，全国增长了34％，山西省增长了38.8％，临汾市增长了42.6％，翼城县增长了24%，比全国同期少增长了10个百分点，比山西省少14个百分点，比临汾市少18个百分点。我们没有每个时点上的出生性别比统计数据，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0岁组性别比为118，山西省为113，临汾市为114，翼城县是100。根据翼城县公安局的统计，翼城县是一个迁入大于迁出的县份。所以，以上数据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宽松的政策没有多生孩子，严紧的政策没有少生孩子。第二，即使站在计划生育体制内看问题，过去20多年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是不为也，不是不可为也。

本文原题《我的自述》，现在这个题目是在丁东先生的启示下产生的。

                                                                                                                                            ——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2006年在个人网站发表时所加的按语        写作这段文字的准确时间已经无法考究了，因为我压根儿就忘记了还有这么一篇文章。2003年一次从外地回来，卫桂香已经给电脑里录入了一大半，问从哪里发现的，回答说地下室。2000年我被调动到经济研究中心后，让办公室的同志领了几位民工，把我在社科院办公室两大间里的书和资料全塞进新分住房的地下室，从此以后我都很少去那个杂乱的小屋子。从文章的最后文句看，这篇文章似乎没有写完就住笔了。我推断应该是1990年年底我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以后，新的工作岗位还没有完全适应，看书做研究都一下进不了状态，才有时间写这样的东西。另外，那时也是准备从人口学领域暂时退出，新的研究领域尚没有确定，也只能写这些东西。或者，因为要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改革领域，才要将过去10多年人口研究方面的一些事情记述下来。所以，它可能是在1991年上半年的某一段时间里，断断续续草就的，因为下半年已经有经济改革理论方面的文章发表了。

手稿本来都没有题目，现在的题目是录入和校对时加上的。

                                                      

（一）调进山西省委党校

1978年7月调到山西省委党校工作之前，我在山西最南部的永济县虞乡镇担任领导工作。那时还是“政社合一”的时候，乡镇都统一称“人民公社”。因为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准确地说，我是中共虞乡公社党委的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那年五月初的一天，下午二点许，我在村里检查生产回来，一进公社大门，通讯员就接过我的自行车，一边向我的宿舍兼办公室走，一边告诉我县委办来电话通知，让我下午在公社等着，地委党校的曹校长要见我。虞乡镇曾经做过县城，后来成立解虞县才被撤掉县城的建制，但处在运城县到永济县的铁路和公路线上，仍是一个大镇。当时的中共运城地委党校就设在这里。通讯员告诉我的地委党校曹校长，名叫曹兖生，曾任我所在的永济县县委副书记。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后，先被分配到永济中学当政治教员，后又在县委宣传部（当时是政工组宣传办公室）及党校（当时称五七干校）任理论教员，曹兖生分管宣传和组织，经他推荐我先任党校校长，后又调虞乡公社。一年前，曹调地委党校任校长后，我们两个单位仅隔着一条马路，我经常去看望他。

下午五时许，地委党校来电话要我过去一趟。在曹校长的办公室里，除了地委党校的领导外，还有三位没见过面的客人。曹校长首先给一位红面白发，个子矮胖，面容慈祥的老者介绍说：“这就是梁中堂。”然后又告诉我说：“这位是省委党校的副校长王守贤同志。这两位是和王校长一起来的卫仰霞、赵文斌同志。”王校长转过来问我的年龄、经历、家庭情况。接着就直截了当地问我愿不愿意去省委党校工作。这一消息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是我多年来求之不得的。”

送走王校长一行后，曹校长向我细述了事情的原委。王副校长来运城出差。我调到省委党校后才了解到，1977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华国锋兼任党校校长。中央要求省地县也都恢复“文革”中被解散的各级党校。山西省委党校在文革前已经很有规模，但文革中已被解散。现在要在原来的“五七干校”的基础上恢复党校，行政干部还好说，从哪里去找教员？运城地区在山西历史上就是出“秀才”的地方，王守贤这次特地来运城挑选教员来了。在见我之前，已在运城选了薛书田、李广胜二位。当然，此事曹校长并不知道。王守贤在运城办完事之后，提出要去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提水站——尊村引黄工程参观，地委派曹校长陪同。王守贤一行至永济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王创元去看王守贤。一阵寒喧之后，王创元转过头来对曹充生说：“中堂这娃近来很不安心，找过我几次，要求回县委党校工作。”曹回答说：“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他在部队读了不少马列理论著作，所以一直想搞理论工作。”

“把你们这个年轻人给我行不行？”王守贤突然插话。

“当然可以。”王创元并没有把王守贤的话当真。

等王创元走后，王守贤进一步向曹充生了解我的情况。从1974年开始，我就在曹的手下工作。尤其是1976年，我作为驻三娄寺大队的社教工作队队长，住在该村，和曹书记有过更多的接触。三娄寺村在办农业合作社时，毛主席曾对新华社记者写的该村《严重的教训》一文，写过一个著名的“按语”。“文革”期间几乎没有谁不曾讲过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这句话，就是在这篇按语中提出来的。所以，三娄寺大队的社教工作在全县的政治格局中是很有地位的。曹那时是县委副书记，分工抓政工。三娄寺大队社教工作队是曹直接抓的点。曹书记每次下乡蹲点，就和我住一个土炕，吃同一社员家里的饭。我希望到学术机构工作的想法，曾多次给曹校长谈过。在此之前，因为回不到党校，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曾参加高考，公布成绩在录取线之上。可能因为已经是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了，终未录取。两个月前，我又报考了北京大学黄枬森先生的哲学研究生，考试成绩还未通知。虽说王守贤是副校长，但那时校长是省委书记王谦兼着，排在前面的另一位常务副校长自报到后就住医院，王守贤主持党校工作，所以实际上是他说了算。听曹充生详细介绍我的情况后，王守贤决定要我，并请曹充生和县委正式沟通。

王创元在他的办公室听了曹校长来意后，不禁面有难色。因为我在永济工作还有一些背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在永济中学高中部毕业，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志愿表都已经填写过，就等一个月后的考试了。文革中我曾是学校师生中多数派的“领袖”。因为年龄较大，在运动中一直持较为温和、稳健的态度，曾在县里两派中都有较好的名声。县委书记王创元曾是县里干部中的“造反派”，和我们学生支持的干部是对立的。由李俊卿任书记、曹充生任副书记那一任县委时，永济县曾提拔了我们几位同学任公社主干。王创元接任书记后，已经从公社拿掉我们几位同学所任的干部职位。我过去要求从公社调回党校，王创元可能怕人们说他有“派性”，所以没有答应。现在如果同意放我走，不是一样会有人议论说是“排除异已”？经沉思后，王创元请副书记李文渊一块商量。李文渊和王创元都同在永济县长期工作，但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在干部中很有威望。王创元将事情原委诉说后，李文渊即发表意见说：“省委党校环境优美，是个搞学问的地方。梁中堂有志于此，我们还是成全他吧。”王创元立即通过曹充生回复王守贤，如果本人没有意见，县委同意放梁中堂。这就是文章一开始出现的故事。

大约10多天后，省委组织部的调令就到了我手里。6月下旬，我收到北京大学黄枏森教授来信，说因为我缺少外语成绩，根据北京大学的规定，不能录取。按规定应该报考第二志愿，但我没有填报第二志愿。黄在信中问我第二志愿，他将及时转递材料，“以免耽误复试”。原来，我是急于想离开行政岗位，先考大学，未被录取，后又报考黄的研究生，因为需要大学毕业才具有报考资格，报考前我曾给黄先生去过一封信述及我的情况。黄先生根据我的情况，亲自回信说可视为大学同等学历报考。那时考外语、基础课、专业课及政治等共五门。只是英语过去中学时就未学好，从1966年“文革”后更未曾顾及，现在突然要考试，尽管那时考试可带词典等工具书，但要达到及格的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想与其考上几十分，还不如没有成绩。所以英语试卷就没有答。我调省委党校以后，北京大学曾将我的成绩寄给我，除英语外，数学51分，其他各科也都在6、70分之间。

6月底，我带着永济县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同时怀里揣着黄先生的信，乘火车来到太原。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的本意是要去高等学府或研究机关。但我是一个未曾上过大学、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年轻人，省委党校调我去干什么？如果仍是搞行政或教学管理，那我还是该去读研究生。同时，我自认为经过10多年的刻苦学习，早已超过了研究生的学识，如果现在能到学术机构搞研究，何须再跟上别人去读早已读过的书？

记得我晚上从永济坐火车，第二天上午9时许，省委党校派去车站接我的同志即将我引到王守贤校长的办公室。王几乎未同我说几句话，即派人把教研室主任周学曾找来，要他领我去教研室介绍学校和教研室情况。同时，王守贤校长还通知行政处为我安排住宿。我一看这种情况，毋须多说，是到党校做教学工作了。中午，我坐在太原市五一广场的邮电营业室大厅里，给黄枏森先生写了一封诚恳感激他的信，并述说我已调到山西省委党校，做学问的梦可以实现了，所以就不必再读研究生了。

1978年7月28日，告别家人，我正式到山西省委党校上班。

 

（二）与人口学结缘

1978年的省委党校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党校的机构还比较少，下设办公室、组织处、行政处、教务处、教研室和图书资料室。我报到时，虽然已有不少“文革”前的老教员已经陆续回来，但总共也只有十几个人。那时的教员主要限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几门专业。所有教员都在一个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周学曾是校党委委员，记得那年四十三、四岁，很精干。此外，还有几位5、60岁的老同志，尤其是几位行政级别很高的老教员，显然是参加革命工作较早的老革命了，分任几个学科的教研组负责人。

虽然那时不按学科分教研室，但每位教员却是有专业的。因为我不是大学科班出身，我到党校后应选什么专业，一度犹豫不决。我选择理论研究这一行，是因为从小对文学的喜好，到高中后，一度喜欢上政论文章。1968年当兵后，实在没什么书看，开始读能搞到手的马列著作。并围绕马列著作读了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及世界史方面的书。大约就是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立志做一个书生。70年代初转业到地方前，是因为在部队无法实现一辈子做理论工作的愿望，便和县里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说好给县革命委员会核心组当理论教员，这才闹着要回地方。当时正赶上国家重视出版马列著作，到地方后读书的时间更多了。到1976年调乡镇工作之前，接着我在部队当兵时读的书，几乎读遍了国内出版的马列中文版书籍。在这10多年的自学过程中，我还比较系统地自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和宗教、逻辑等课程。因为发誓一辈子搞学问，所以总是希望把哲学即方法论方面的知识搞得扎实一些。70年代初，为了学好自然辩证法，我还选读了不少生物学和有关量子力学方面的知识。调动工作前的一些日子里，我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兴趣正浓，记得还写了有关《资本论》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大纲。所以，就我本意讲，我想搞几年哲学研究，然后再反过头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我到党校后不久即面临着教研室一分为五即成立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及文史5个教研室。周学曾同志在征求意见时，我曾明确提出要去哲学教研室，但他始终坚持要我搞经济学（他是分组后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周学曾为人纯朴，但很会处理事，尤其善于处理包括上下级关系和同事间的人际关系。虽如此，我仍然觉察到周对我的爱惜。从那时起，我们俩一直相处得很好。

1978年的9-10月份，就在教研室说分但尚没有分得利索、说没分却又已经开始分别活动的时候，一天下午，周学曾把我找去。他指着在他办公室里坐着的一位身材娇小的一位中年妇女向我介绍说：“这位是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小刘。”同坐的还有党史教员郭庆效。周学曾对我说：“根据上级的规定，党校要有一位教员搞人口学，过去曾确定过一位姓刘的老师，他还去石家庄学习过一段时间，但学习回来后不久即调河北省了。前不久又指定让郭庆效同志搞，现在根据学科的分置，学校决定让搞经济学的同志承担这个任务。我们考虑，你承担这个任务比较合适。”接着，被称为小刘的女同志说：“我叫刘玉莲。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央的决定，党校应开设人口理论课。最近，我们又接到通知，11月份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现在需要落实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郭庆效同志也说了几句，大致是这个任务原来是刘某承担，前段因为他刚调来，临时指定到他头上，论学科这不对口，他也没有着手工作，等等。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事的反应与其说是高兴，还不如说是反感。人口学在我国已被取消了20多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我是来做学问的，而生孩子有什么学问？这是其一。其二，在那时我们调入的教员是经济学方面的力量最强，显然是老的和有点资历的教员都不愿搞这人口学和计划生育，我的资历最浅，所以，此事就当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虽然对我来说别无选择，但它又必然地令人不愉快。

1978年11月上旬，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支持下召开的，筹备组织和主持者则是恢复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曾被解散，部分原来从事统计教学工作的教员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工作。1973年，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政府需要就人口问题写出一篇大会发言。这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就人口问题可以说简直就像文盲一般。原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统计工作的刘铮、邬沧萍等参与了为大会准备发言的部分工作。这次会议之后，广东、四川等地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需要，也开始呼唤人口学。北京经济学院受命成立了人口理论研究室。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时，这个人口理论研究室的几乎原班人马由北京经济学院转过来，成立了人口理论研究所。

刘铮可以说是一位领导型的学者，具有学者的风范，又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从70年代初开始到80年代末，他一直是中国人口学的主要带头人。尤其是70年代，他活跃于全国各地，为中国人口学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8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学理论讨论会，主要是由刘铮主持，同时，他还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及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总理陈幕华到会并讲话。这次会议主要就人口规律问题、中国所存在的“待业”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公正地说，这次会议组织得有声有色。可惜我仍然有一个“不搞人口学”的念头，会前会后都存在一种抵触情绪，不仅未写论文，而且会上也不愿意发言。直到1979年的5、6 月份，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在这一段时间，我主要学习英语，再就是写一些有关哲学方面的文章。大约是6 月份吧，北京又来了通知，说是11月份要召开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学校仍决定由我参加。既然如此，不能再空着手去，应该带篇论文。可写什么呢？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同志说，如果需要下去调查，他们可以陪同并让地、县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提供帮助。这样，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张小来——一位抗战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刘玉莲——一位极为机敏而且热情的女同志，和我一块先去了晋中地区的孟县，后又去了运城地区的永济县和芮城县，共调查了约一个多月。

写个什么样的文章呢？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极为困难，人口问题很突出。其中最为现实的问题还是升学和就业，这都与增长极快的人口有关。所以，控制人口方面的题目最有现实性。在调查其间，陈慕华副总理在中央党校有过一个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的报告，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分两步走的人口发展方案，第一步，在1980年将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的基础上，争取1985年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以下。第二步，到2000年，争取达到零度增长。实际上，在各级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上，已经开始向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方向过渡。这比大约不到一年前的一个中央文件上规定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更为激进和紧迫了。那一个文件在过去“晚、稀、少”的基础上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才过了几个月，又是一个“只准生一个的政策”。因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这之前在乡镇工作，对我国农村有比较深的了解。要使我国农民只生一个孩子，是脱离我国农村实际的。假使如此，在下个世纪将会给中国带来另一类的人口问题。同时我还知道，我国从1964年人口普查后，到1979年，期间有15年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了。国家能掌握的只有这些年里公安部门从下至上的各年出生和死亡人口数。因为当时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单位里工作和生活，户口登记制度极为严格，因而也还是比较准确的。但这也仅限于各年新出生儿和死亡人口的登记。没有进行过较多项目的人口统计，新出生婴儿数因存活情况不明确，户籍登记的人口出生数到第二年就不确切了。所以，对于人口预测十分重要的分年龄性别的人口状况莫不如此。所以，陈幕华副总理的这一“分两步走”的方案是怎样提出来的？我国人口控制的方案怎样制定才切合我国的实际和科学？我决定就写这方面的文章。

着手写文章后发现的问题更多。第一，分两步走的方案是要求1980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的基础上实施的，而1979年的人口增长率按照统计报表还在千分之十四，在一年里要求自然增长率下降三个千分点，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分两步走的第一步要求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以下，那时的死亡率约千分之六，就是说，届时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五左右，出生人口应在一千二百万左右。实际情况是，1985年新婚夫妇也在一千二百万对左右。即使以一千万对计算，要使增长率达到千分之五，除已婚夫妇不得生育外，新婚夫妇中还得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达到终生只准生一个孩子。第三，因为人口构成上的原因，70年代末每年新出生人口已经下降到不到二千万，而这几年新出生人口将是本世纪末进入新婚和生育高峰期的人口。如果说要求2000年人口增长率达到零，那就是说，该年新出生人口数应该等于同期死亡人口，按照当时死亡率水平计算每年大约只有七百万。倘若如此，就只能在平均每个家庭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要求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家庭不生孩子，死亡率再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人口才可能实现零增长。通过简单的计算发现，当时我国全国人大已通过并由国务院反复向国内外宣布的人口目标，却是个很荒谬的数字。

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对实行只准生一个和允许百分之七十的妇女生二个，实行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办法分别进行了预测和分析。我在文章中十分推崇用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间隔的办法，认为这是可以被农民接受的唯一的好政策。从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城乡对结婚年龄都有一定的限制，其中城市要求男27岁、女25岁始得初婚；农村男25岁、女23岁始得结婚的规定，所以我按第一种方案预测妇女平均在23岁生育。按照第二种方案预测时，要求第二胎生育间隔延长到8至10年，即城市男27岁、女25岁结婚者，第二胎间隔8年，按农村男25岁、女23岁结婚者，二胎间隔为10年，主要是希望女方在34、5岁之前的最佳年龄把孩子生完。

文章写完后，大约9月初，我曾去北京一趟。因为我心里总是不踏实，即不相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政府公开宣布的目标，竟然连粗略的计算也没有。所以，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权威人士的解释。当然，我第一个希望见到的是刘铮同志。一天下午，记忆中是中国人民大学开学的日子，我在校园内去人口所的路上遇到刘铮。他很忙，好像学校的一位副书记要找他。我们站在路边上说了不到5分钟的话。我说，经过计算，我国政府分两步走的人口发展目标将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简单地讲了理由。刘铮回答说：“这是一个争取达到的目标。能实现固然好，不能实现也没什么要紧。”听后为之愕然。

来北京之前，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上刊登过一篇田雪原支持“一胎化”的文章，我在见过刘铮后，又拜见了田雪原。和田的照面是在他们经济研究所每礼拜二下午集中学习的一次会后。田也很忙。我讲了在中国期望较大比例的一胎可能性是不现实的。田大致讲了《未定稿》上的一些话，不外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事在人为”，只要中央下决心执行这样的政策，就有可能做到。因为在前一年多的时间里，胡乔木曾有过一篇讲经济规律的文章，在思想界及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在强调客观规律性。所以，田的观点对我印象也很深。

北京之行给我的感慨颇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就是这么做事。所以，修改的文章语气更为尖锐，增添了论战性的成份。最初只是为参加会议写篇随意性的文章，不想它却把我推入人口学的研究领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三）一石击水

1979年12月8日至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这也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四、五百人，送交大会的论文约100多篇。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人的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

大致在会议开幕的当天下午，一位清瘦精干的中年妇女在小组会上找到我，通知说会议领导组决定让我大会发言。这位通知我的女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清老师。她参加大会资料组的工作，大会发言是由她和林富德等几位同志从提交会议的论文中筛选。当然，周清老师没有想到，她看中我的论文并提出让我大会发言，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我在会议之前已经意识到我的文章会产生强烈反响。那时我的家还在永济电机厂，是从太原去成都时火车必经之地。会前，我在家里有过几天的逗留。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永济电机厂西面的田野里陪同姬小平散步，我向他述说了我将去参加什么样的会议，我的论文的基本观点以及将会产生的影响。姬小平是我在永济县委党校时的领导姬昌来的孩子。我调县委党校之前，姬昌来是支部书记兼校长。我去后第二年，姬要我当校长他任书记。等我离开党校后，他又是书记兼校长。小平那时在铁道部永济电机厂工作，和我爱人在一工厂。因为他父亲和我的特殊关系，小平那时也很愿意和我接触。我虽然在会前给小平说过我的论文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也像周清老师一样没有想到它会造就我一生的历史。

第一位在大会发言的是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刘洪康教授。刘先生是位老革命、经济学家，从前些年开始，刘铮就拉上刘先生一起搞人口学的启蒙工作。这次会议选择四川，一方面可能由于四川省是当时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在整个7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做的好，人口出生率下降快，陈慕华副总理多次表扬过。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刘先生做工作的结果，他为这次会议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接着由我发言。发言中主要讲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及我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好办法。祖父母、父母和儿女三代人“四二一”结构，持续和急剧的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老化”，人口年龄倒金字塔和未来可能出现劳动力紧张、兵源不足，等等，在此之前我国人口学界几乎还未曾使用过 “人口老化”的概念，对中国人口未来一些情况的预测也几乎没有公开讨论过，我这篇文章在大会发言后，会议简报又刊登了我在发言中罗列的推行只准生一个的人口政策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了这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以至于我的关于解脱人口困境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了。会上就有不同的反响。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参加我所在的那个小组会上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那时国家还没有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有一个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有关节育的业务工作还是由卫生部来做。陈幕华副总理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组长，栗秀珍是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主持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她在我们小组反驳我前一天大会上的发言时，我想她并没有认识出我就在场。陈幕华副总理是12月14日大会结束以后赶到成都的。她没有参加理论讨论会，而是留下各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又开了5天的会。因为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不清楚会议有什么精神。只在返回太原的路上听到了广播中陈幕华副总理的讲话要点：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的战略任务。就在同一次讲话中，陈说，有的同志提出，这样是否会使社会“老化”。人口出生减少，在相当年代以后，老人是会多些，这是自然的事情。但在我们国家，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不必担心“老化”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里，它只有四、五千万人口，人口增长是零或是负数的时候，他的老人就多了，劳动力的需求就有困难。在我们国家里暂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我国人口增长率持平，每年出生的人口仍将达一千万左右。每年有这样一批新生力量投入社会，无论对劳动力或兵源都不会出现枯竭或不足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四化的实现，对劳动力需求还会减少，人少些只会减少就业问题的压力，尚不至于会出现劳力不足的问题。

她还说，也有同志担心，孩子少了，供养的老人数会成倍增长，负担会加大，一对夫妇要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这个问题，随着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她最后总结说：“总之，对提倡‘最好生一个’的种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我大会发言以前，我国还没有“人口老化”的概念，也未有人提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这些话几乎完全是反驳我论文中的观点。

人口学从70年代复苏开始，大多是起因于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小部队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70年代末还没有微电脑之类的东西，计算机在国内是很神秘的玩艺。所以，人们并不了解它。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时，七机部的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不禁喜出望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工作人员向刘铮请示，刘铮也以为这些搞数学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算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我这次在大会发言后，李广元听出我有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所以来和我聊天。都是年轻人，聊过之后，就已经相当熟悉了。李广元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70年代中后期，任他们二院副院长的宋健去欧洲做访问，国外某研究所向他提议测算象谜一样对国外既为迷惑又很有魅力的中国人口问题。宋键也十分奇怪用控制论还能预测人口。他把从国外带回的一大摞资料摔给了李广元。李广元从此跑统计局，跑公安部，就开始了人口预测。

李广元问我：“你关于今后20年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用笔算的。”我回答说。

“那多慢呀？用计算机简单多了。把参数向里边一代，给个指令，要多少年的结果都能很快打出来。比如今后一百年的人口预测，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全打出来了。绝对准确。”

李广元那时有34、5岁，长得很精干，热情活跃，很快在会上就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不几天，许多人都知道了用计算机预测人口既准确又可靠。只要收一些手续费，不论全国的或那个省的，数字往他那里一输，计算机就打印出来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人口没有普查，包括各省的人口，虽然有个统计数据，但大家都知道是不一定可靠的。至于未来的人口，传统的办法就是手工或者手摇计算器计算，要个10年、20年的数据，也要算上个把月。各地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莫不希望有个让别人都信服的人口数据。所以，不少人都向李广元预约，要会后替他们计算本省市的人口数字。大会最后一次发言时，李广元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怎样用控制论方法测算中国未来的人口。1979到1980年前后是我国从上至下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尤其是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都是大多数人闻未所闻的学科，感觉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广元很会演说，进一步感染了会议的气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并且在那时已经意识到，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将由此转而依靠这批人。

其实，在会议上交流用计算机预测人口结果的，还有西安交大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叫王月娟，在小组会上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一点也不哗众取宠。在下面交谈中，李广元曾向我问及他认为属于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他说，在预测中，妇女生育率好解决，譬如让妇女只生一个，一百年不变，一百年的数据就出来了。但死亡概率如何选择，却无法确定一个标准。我向他建议，2000年的死亡概率用日本70年代末的，可能好一些。这是因为，也许20年后我国的生活水平可能还赶不上日本70年代末，但有许多医疗保健先进的卫生手段及生活方式会比70年代末的日本的一般民众享受面大一些。这都会对人口死亡率起作用。等1981年冬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重逢时，李广元告诉我他这方面的参数是选择了日本。

 

（四）无法展开的争论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强大的宣传活动中，七机部二院搞计算机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紧紧地抓住，为其拼命地使劲鼓吹。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省、市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结束后，1980年2 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1980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我对这一时期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的所谓“成果”以及这些人的表现，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程度甚至超过对那些仓促制定政策的人。当然，就是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些学者应对“一胎化”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些人装腔作势，以伪科学唬人和推波助澜，也许1980年中央不会有一个号召人们只生一个的“公开信”，全国也就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成千上万的农民就不会经受10多年来的磨难， 80年代以来的我国历史就是另外的样子。至少，现今新的国家领导人不会以为“一胎化”的政策是经过科学论证制订的，也许改变生育政策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仍然遥遥无期，农民不再无限期地经受折磨，也许……。因为，参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各个成员，并不具有解决预测、论证我国人口发展目标这一课题的素质。可能许多人会认为我这一段话讲得过于尖刻，但我要在这里申明一下，从那些在关乎我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面前应有的态度来说的话，我这里讲的都是相当严谨和负责任的。不错，这个小组的一些人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科学界或者学术界的顶尖级人物，但是，人们可以检索或者要求那个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组成的研究小组的任何一位成员自己提供一份科研成果目录，在1980年2月13日发表这个要求中国必须实行“一胎化”的结果前，有哪一位曾经有过同类的研究成果问世或者具有较长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历？宋健、李广元、于景元都是搞数学的，那时李广元可能做的预测工作多一点，但也刚开始。成都会议李广元参加会议并提交宋健李广元合写的文章是《关于人口问题的定量研究》。和七机部二院大约同时以相同方法研究人口预测的是西安交大的几位搞数学和系统工程的老师，王月娟参加会议提交王浣尘、蒋正化、王月娟、邵福庆4人合写的《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从这两拨研究人员这一时期提交的文章看，我国学术界用系统工程预测和研究人口问题都刚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80年以前没有一个能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那样具有人口研究素质的学者。田雪原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久。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部分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马寅初曾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也可能因为田雪原刚来，加上他过去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北京大学毕业，或者还应该包括他自己也可能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敏锐的认识和积极性，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直到两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田雪原的文章是《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及有关马寅初平反的资料，而没有涉及人口预测及人口发展目标方向的研究。我不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结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会议上还没有这样的结合。所以，满打满算所有的时间，也不到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做出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人口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够对“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发表结论性意见，并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要求7、8亿之众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他们仓促计算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具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诚实品格，而且缺少一个为百姓、为自己民族负责的起码良知。

其次，在我国的控制论专家做人口发展目标预测时，我们国家从1964年开始已经15年未做过人口普查了。搞人口学研究的人那时还不太理解，但现在终于知道，这意味着没有条件进行人口预测。人们那时能得到的人口年龄性别等构成，是从公安部门得到的。这样的数字经过许多变通处理之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使用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认为这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以此作为依据制定政策，要中华民族按此付诸行动，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按照一种模式生活，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和流离失所，在那时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该是明确的。在1981年初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1987年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以及许许多多内部会议上，他们公开为“一胎化”的后果进行辩解。说中国要现代化，农民就必须做出这些牺牲，尽快地减少人口，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代一代地周而复始地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记得我曾气愤地当面反驳它们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有几次会议期间，我还给他们说过，农民被计划生育折腾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批人是有责任的。

如果是个人素质的不高，出道时间不长，并且没有意识到材料上不充分，所以，仍有一种自信，似乎也无可指责。“初生牛犊不怕虎”，此之谓也。但是，这些人在发表其所谓研究成果的手段和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毫无职业道德的做法，实在让人不能不小看他们。譬如，坚持实行“一胎化”为最佳政策，就必须回答由此导致的“老化”和负担指数持续上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人口生育政策引起的，它涉及的问题当然是从70年代末开始执行“一胎化”的这一代年轻人老年时的人口老化程度和社会负担问题。但是，首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报告和文章中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本世纪内不致发生‘人口老化’，到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内，这一问题也不严重”。我们知道，当时讨论的人口政策主要是针对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平均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总计接近4亿人口的这一代人的生育行为，老化之类的社会问题也应是他们晚年的事。而这一部分人进入65岁的人口统计范围，就是21世纪第一个20年之后。用21世20年代之前的老化状况来搪塞，就是偷换概念，就是所答非所问，同时也是对没有人口学知识的民众的误导和欺骗。为什么本世纪最后20年和下个世纪最初20年老化问题“不严重”？根本原因就是从50年代开始的接近30年的高出生率。如果我们由此作为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论据，反而是该感谢过去的高出生。还有，这个小组称对各种方案的人口预测作了100年的测算，但在论述“一胎化”导致2020年以后的老化指数将可能最高时就不提了。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到1985年降低到并且一直保持为一（简称“一胎化”方案），2000年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为百分之八点九。二零一七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二，二零二二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八，二零二七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六。”为什么举例分析到2027年就嘎然而止了？我们知道，人口统计上讲的老化指数是指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1959-1962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每年生育人口很少。从1963年补偿性生育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连续10多年的高生育时期，这些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大约在2500万，1963年开始的最初5年，每年曾2700万甚至接近3000万。比如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是2700多万，而1962年仅只有1500多万。2027年是包括1962年在内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生少的人口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2028年是从1963年高出生年代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就是说，从2028年开始，我国老龄化指数才将迅速提升。1980年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时，具有实质意义就是针对1963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生育政策，所以必须讨论他们的晚年时社会是什么样子才最有针对性。但是，这个小组的所有文章都只讲1963年出生的人在达到64岁前的情况，此后就不再作陈述了。

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外人不知，无论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好，或者“社会科学”也好，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论证那时必须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条件。现在看，那时真有点“闹剧”的味道。但真实性也的确如此。我国此后就开始步入这一陷阱，至今还未能从其中走出来。

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开始，到1988年，是我从事学术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10年。因为会上许多本来很简单的问题都受到质疑，在从成都回家的火车上，我即开始写一篇进一步引申人口政策的论文，这就是后来刊登在《经济问题》杂志上的《中国人口变动五十年展望》。写这篇文章时，我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希望提醒人口学界，讨论人口问题必须从现实的年龄结构出发；分析未来的人口问题，也必须从年龄结构入手。1980年初以首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形式发表的许多文章，实际上也是针对我给成都会议的那篇论文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拣起了由他们掷给我的手套。除了上面说的这篇文章外，这个时期还写了《关于我国人口老化的趋势和对劳动资源问题的分析》、《关于我国人口老化的几个问题》、《也谈我国人口发展目标》和《论人口目标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等等。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当然很难发表。不过，那时人口学界还有个好风气，即写下文章相互寄送，也是一种内部交流方式。记得1980年的3、4月份，我在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鼓吹“一胎化”的文章后对其文风很气愤，也给《人民日报》寄了一篇文章，不过不是为了发表，我不是不想发表，而是深知我的文章不可能发表。在信中我说得很清楚，送这篇文章和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让报社知道，人口学界还有不同的声音，希望该报能把我的文章存档，待几十年后让人们知道我们向错误的路子上走时，曾有人提出过异议。我从那时开始的人口学研究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思想支配的。尤其是在80年代中期马赢通和张晓彤站出来以前，人口学界几乎还没有人公开反对“一胎化”。所以，那时我常常对自己说，“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别人口学了。

因为那时我们从极“左”的禁锢中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科学沦为政治“婢女”的现象还很严重。所以，不合时宜的论点是很难走向社会的。为此，我只好利用内部会议且以较为含蓄的方式进行。记得1981年2月底在北京召开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时，我提出的论文是《对我国人口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论述的是生育政策问题。为了回避讨论政策，才说人口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的林富德老师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说：“我看了梁中堂同志提出的论文，我为他感到遗憾。他在讨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但却不得不以‘人口学’的名义去论述。”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研究，所以又无不时时处处感到的一种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