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访谈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
网易访谈: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
关于土地改革的三个解释
土地改革,本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在于那点土地。
在经济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将土地改革视为解放生产力、打破封建剥削关系的一种方式。而事实上,老革命回忆起土地改革,很多都是把打天下、执掌国家作为目标的。
但这并不能算是充分的解释。比如刘邓大军进大别山,是一路上斗地主、分粮食,但是“急性土改”问题很大,从大别山撤下来,邓就打报告,毛泽东就同意回到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自此以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可以说都没有依靠土改。
所以,在政治上,杜润生提出共产党土地改革的第三重目标,就是“重组基层”。
在财政上,晋绥边区的大地主牛友兰,资助了贺龙的两个团,捐了很多大洋,最后穷到住窑洞。1947年秋,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反过来开“斗牛”大会,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牛友兰最后含冤去世。
减租减息,有的地方后来减到37.5%,实际上全国平均来地租收入也就是30%,共产党在华北的一些调查报告指出,减租最后变成增租,减完之后反而增加了。黄仁宇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说到,减租减息问题特别复杂,千万不可一概而论。
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的“扁平重组”
实际上,土改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过去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旧民主主义或反封建等说法。土地改革是指向共产、指向今天的。黄仁宇说,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的“扁平重组”,把坑填平,把包铲掉,实行人民公社、集体化。
朱嘉明出了一本书《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谈论经济历史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底层关系,而应该从货币关系,从高层关系入手。从这种观点出发,土地改革时民间积累的财富,都没收了,资金消失,出现了一个“去货币化”,土地没有了价格,二千年以来藏富于民和个人制造财富的经济制度给取缔了。这问题的严重性,我看不亚于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但是,土地改革毕竟把土地给了农民,哪怕只是一度。
包产到户和它的遗留问题
土地改革以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倒是包产到户以后有一个大增产,中国粮食增产1/3,当时是6000亿斤,增加到8000亿,现在是一万亿斤,能养活18、19亿人口。如果土改后能增产1/3,即1000亿斤粮食,恐怕就不必要集体化了。
包产到户,大致上保证农民拥有使用权,允许个人创业发家,扩充私人积累及货币资本。它和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两股道。包产到户,今天没有人检讨这个问题。
例如,在六、七十年代,农民发明了好多土地制度,比如口粮田、井田制。口粮田就是说有一块田,不太大,但是能解决吃饭问题,你就别动我了。井田制,就是三田制,一块田吃饭、一块田交税、一块田集体存留。
如果实行口粮田制度,征税也征不到农民身上。农村税重,一度成为严重问题。所以后来又取消农业税。我们今天说到这,不是要翻历史的案。历史研究不是要翻案,我们只是要搞清楚一些道理。
但是包产到户遗留下一个大问题,就是今天的“抢地”。
我们不能没有学术的探索,而光靠着政治的努力。中国古人说,第一要有学统,第二有道统,第三才是治统。并不是庙堂之上才是最上层的。
从“政权不下县”到“政权进村”
现场提问:您提到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的重组,国民党也做过重建基层,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用土改的方法成功了?
高王凌: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中国面临着三层重建。上层,基本是南京政府自上而下来做的;中层,就是中间机构,中国一直缺乏这一块,后来改革开放就是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底层,也就是基层组织,过去是政权不下县,共产党把基层重组了。黄仁宇对这件事评价极高,觉得这是了不得的事。
日本人占了中国一些省份后,要建设乡村政权。日本人在中国搞了大乡制,小乡都绕过去了,不去斗地主;黄仁宇认为,国民党从人事上也搞不了农村革命。
农民只能进大城市
现场提问:现在的土地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高王凌:似乎关注点在于土地怎么转移,就是农村的地怎么更快地变成城里的地。
有人说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我的论点是什么呢?小农经济,不能重税。你想加税,比如明朝加那么点税,明朝就崩溃了。但是小农经济能够增产,我认为一年的粮食足够十八九亿人口吃,粮食供给是充足的,价格不断上涨不是生产问题,是金融问题,是票子发太多了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农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农业,而是整体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不搞城市化是没出路的。农民只能进城,不能进小城镇,只能进大城市。而我们现在在政策上是不允许农民进大城市。
现场提问:农民进大城市了,岂不是更会推高房价?
高王凌:城里的房价要想掉下来不是没有办法。比如说郊区农地可以自由开发。当然也不许贪污犯手里有几十套房子,那就没希望了。那就只能“打土豪分田地”了。
现场提问:中国目前情况下,根本没有足够的大城市去承载那么多农民。
高王凌:不对,那是你受人家的蒙骗。中等城镇化就是小城镇化,从80年代末就提出了,已经失败了。所有不承认这一点的人都是忽悠你。国内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不想让农民进北京,北京市是北京人的,还写着北京人爱国,这什么意思?
就像你们这个网易,你们不进北京,你们到哪去?凤凰也到北京来了,只能进大城市。小城镇化没希望,大城镇化就是无数国家走过的路,你得走。
18亿亩耕地红线是胡扯
现场提问:我们都认同土地私有化,但一个村如何才能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合理地私有化?
高王凌:这个问题太文人气了。中国农民最聪明,一定会有高招解决。比如尽量照顾现在的承包情况,商量如何置换。这个事情用不着我们担心。
但在宏观上,你得解决立法、土地运用、土地控制的问题。你们都知道地方人在干什么事吧,他们有多少种高招在搞地。不顾政策规定。
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是胡扯。因为中国的耕地到底是多少亿亩,明清到现在都不清楚。清朝根本没有丈量过土地,国民党、共产党也都没有丈量过,凭什么说中国有多少亩地?现在说航测有20多亿亩地,可是这20多亿亩分给哪个省,哪个省承认?如果每个省都不承认,怎么运作?那18亿亩怎么控制?
要有敢于负责的政治
现场提问:您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比较强势政治人物解决这种问题?
高王凌:据说最近习主席提出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投票,六个人反对。这叫什么政府?什么叫集体领导?没有一个人负责。普京就一句话拍板,你不同意,把你弄个底儿掉。要有一个类似皇上的人物拍板,这事有什么可商量的?直接决定了。你治理国家,对贪官污吏一点办法都没有,才是真正的腐败无能。
我只能说遥远一个目标,最重要的不是怎么选这个官,而是有这个人一定要负责任,能拍板。一个政治制度最关键的,是得有人能够负责。
现场提问:如果他的决策是错误的,会造成中国很多人的损失,怎么办?
高王凌:他要承担千古之骂名。当然,从古至今,批评的方法很多,虽然不可能全部奏效。
群体性事件多因为抢地
现场提问:现在地方群体性事件频发,跟土地有很大关系。
高王凌:就是因为要抢地。1994年,我跟一个海外留学现在北大的教授就说,中国改革已经死亡。实际上最近这些年国内发生的主要群体事件,大多数50%以上都是因为抢地、土地纠纷。
关键的问题是,钱落在谁手里。广东的老干部就说村长别换了,换了又抢一轮。
现场提问:它们抢地动机是什么?
高王凌:抢地动机多了,完成指标,自己在中间捞一把,比如土地最后变成房产,房产往外卖的时候谁来分红?还怕没人来分这笔钱?一块地卖了70万,其中可能有30万就给地方政府了。这是一种模式。
一纸规定并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
现场提问:前几年社科院有学者说,即使土地私有化也解决不了土地问题。推行永包制,是不是比现有的情况好一些?村长征农民地的时候,他的合法性不足,农民的反弹力度会更大?
高王凌:你立一个法怎么样?能解决问题吗?天下的事没有靠立一个法就能解决的。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出主意,中国的问题是大的政治问题,那个问题不解决,你在底下来点小招子想解决,得了便宜卖乖之法不行的。
大家都在玩小招子就很可怜,实际上过去在赵紫阳看来,30年不变,就是私有制,在赵紫阳心里,这跟私有制差不多。
土地私有化以后一样会有人要抢地。习近平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怎么关在笼子里?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权力、迷信国营、迷信干部,权力的诱惑是最大的诱惑。权力只要在手,他只会往前走,不会往后退,不会止步。
现场提问:城乡二元结构能解决吗?
高王凌:这个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不是土地问题,农民没有被土地拴住。80年代,宋国青建议在北京郊区建临建房,让农民自由入住,让他办学校,让他在北京生活,变成北京人。
现在呢?问题很大,很多人在那装算。政治或经济改革,现在没有人能做,因为改革得靠一套方案设计,这个设计能力现在没有人有,实施能力也没有,做不下来。可是有一些“去恶”的事情,却能够做,比如:强拆,计划生育、劳教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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