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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更应以人为本

发布时间:2013-4-17 15:50:32 来源:腾讯博客 【字体:
 

  新型城镇化更应以人为本

  ——访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易鹏

  文/本刊记者 刘 佳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由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话题之一,被多次提及。新型城镇化除了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外,更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实施改革的总抓手、主命题。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结合,如何通过改革避免在推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投资大跃进”、“造新城”等现象的出现。带着这些问题,《经济》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易鹏。

  《经济》:您曾公开表示“城镇化只是中国最大内需的潜力所在而不是内需所在,要想从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就必须要借助改革来推动其实现”。您所指的“改革”具体指哪些方面?

  易鹏:户籍、财税、利率、机构职能、土地等基本资源要素、经济考核制度、收入分配体制等改革。

  推进新型城镇化,就要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基于绿色、生态的理念。因此,税收要向抑制高耗能的产业、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倾斜,起到结构调整的作用。要以推动消费为主,扩大投资为辅。“两会”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税收工作重点,可能会更侧重消费税方面的改革,比如房产税,因为地方政府更愿意促进消费。而以往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方式,是以工业生产为主体,这就导致钢厂、水泥厂的严重产能过剩。税制的调整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的提升。比如,最近北京市出现的雾霾天气。北京市内污染严重的工厂虽然已经迁到京外,但雾霾天气是受整体区域环境影响的。北京市周边的河北省是产煤大省,并且北京把很多厂迁到河北,这样就会造成京外空气污染影响京内。通过税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就会促进绿色、生态经济的发展。通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经营要素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一边要让农民工进城,一边又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财政支出的支持。一些专家、学者反对户籍大改革,就是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将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事业单位、国企等的收入充实到社会保障基金中,帮助解决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财政不足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把新型城镇化误认为是“造新城”,依赖土地财政资金的支持,或者将重点转向房地产投资,但核心还是想方设法提升城市的承载力。

  未来的10年,我希望是改革的10年。现在我们处于城镇化进程深水区、攻坚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化解许多问题。以前的城镇化是“多赢”,现在的新型城镇化是“此消彼长”,比如北京市在开放异地高考政策方面,在惠及一些人利益的同时,也会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因此需要不断研究。但如果不推动改革,就会出现倒逼改革的现象。比如此次“两会”期间,有着“最美洗脚妹”之称的安徽农民工代表刘丽,引起广泛热议。来自深圳的农民工代表易凤娇也提出“建议公司提供夫妻房”,期望社会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新一代的农民工大多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与生活环境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这些“农民工二代”更期望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尊重,否则将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在推行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央应重视各项改革措施的整体性、协调性。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社会、改革问题。

  《经济》:新型城镇化在推行的过程中会不会走投资驱动型的老路?顶层是否对制度考核有相应的考量?

  易鹏:一年前,李克强就已经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目的就是为把城镇化的问题讨论清楚,比如粗放性、不公平性等。以前,城镇化是1.0版:重速度,不重质量;现在,新型城镇化是2.0版:既重速度,也重质量。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会将新型城镇化误认为“搞投资”。因此,首先要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让社会中的更多人知道城镇化不是搞房地产、搞投资;其次,在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后,顶层应制定相关配套制度,比如:对于“造新城”现象,中央可以通过制定更严格的土地制度、土地指标,逼迫地方政府在原有城市基础上,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再次,建立新的政绩考核体系,将新型城镇化落实情况与政绩考核配套;最后,对城镇化率一定不要规定指标考核,使其顺其自然地增长。把城市承载能力、公用服务问题解决了,新型城镇化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否则,将会造成弄虚作假、导致半城镇化和低质城镇化现象的出现。中国的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型城镇化更是以制度为基础的。

  此次“两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表示,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稳步推进大部门改革。机构体质的改革,表明顶层对各部门职能、岗位要求的更加明确、清晰。但在推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还要加强监督落实。这方面,除了靠中央政府外,还要加大民众的参与。比如很多地方开山辟地,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民众的反对就会成为最大的声音和制衡力量。改革就是放权,不能总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说了算。但要政府权力转移,一定要有承接平台,这就需要搞活企业,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因此,城镇化成本的支出是由个人、企业、政府一起承担的。

  《经济》:会不会出现城镇化投资“大跃进”的现象?

  易鹏:存在一定风险。中央从没说过城镇化建设就是“造新城”,也不是投资“大跃进”,关键在于制度改革、合理规划、节约发展。地方政府应该做到:首先,控制投资。城镇化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投资,但必要的投资还是要有,只是不能超过正常增长水平;其次,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有些村镇人口数量有限,因此,对人口数量有一定要求的工业生产便不能成为这些地方的发展主体,只能转而发展旅游业或有特色的产业。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应做总体规划,地方政府做制度规划,因为个别城市的发展规划需要根据诸多因素的变化发生不断地调整。比如深圳曾以农民工的人口流动为主,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模式,即到深圳务工人员将自己的老婆、孩子、父母都接到深圳去,这对深圳的公共服务设施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深圳的人口素质在不断提升,配合高新技术产业也在不断发展。随着人口规模、结构、素质的变迁,未来城市布局也要不断发生改变。

  《经济》:在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除了会扩张造新城,还有哪些问题是可能发生或应该避免的?

  易鹏:地方政府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理解并不是太清晰,因为中央还未出台规划意见。地方政府在推行新型城镇化时,钱从哪里来是个极大的问题,不能靠征税,所以只好做地产投资或“造新城”。


  此外,在推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还会出现对城市管理、规划的不周全。比如我国一些小县城,人口不到20万,却要修很多条宽敞的马路,这是没有必要的。反之,上海高铁因现在没有太多人乘坐,就出现众多“资源浪费”等类似的声音。我认为,这都是对外来城市管理、规划考虑不周的表现。地方政府在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时,应具有前瞻性,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不该仅着眼于当前。此外,多地出现 “视觉城市”。今年“两会”开幕伊始,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应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过渡。在上海市陆家嘴(11.53,0.50,4.53%)工作的人们,在生活方面会感到非常不适,因为该地区的消费过高。在建设之初,地方政府将视觉效果放在实用性之上,造成巨额的财政支出。这就使我们考虑到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很多城市都需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视觉城市?因此,我认为,城镇化的投入成本不应过高,否则会使市场、居民望而却步。并且,高投入必然造成高房价、高消费,这也将抑制城镇化的进程。

  中国各个城市的实际差别很大,因此,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情况,逐渐消化。

  《经济》:您认为,“两会”后,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上的工作重点将会是什么?

  易鹏:“两会”后,建设城市群的力度会加大。此次“两会”期间,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高层提议“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纳入国家战略”。此前,我也曾提出“3+n”发展模式,即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之后,我国也应开始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城市群。除长江中游城市群外,我还建议中三角、中四角可以建设成为下一个城市群。因为,这些地方人口辐射规模广、交通便利、水源充足,且产业基础较好。此外,“两会”后,我认为,国家将从以人为本的新角度出发,软硬结合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本文系《经济》杂志专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