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检验社会成熟程度

    由于有了10年前SARS的经验——其实更多是惨痛的教训，今年H7N9型禽流感侵袭长三角地区，从政府到民众，全社会的应对水平有了显而易见的提升。

    这么说并非是指相对于SARS而言我们对于这种新型、高致病性流感有了更好的治疗手段，这有待于全世界的医学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且很可能有赖于相当大的运气成分。我所说的应对水平，是指正常的社会秩序并未因疫情的突然出现而变得混乱不堪。

    这得益于政府面对疫情采取了基本正确的方式，一周多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并且比较及时地向社会通报最新检测到的疫情；其次是采取一些必要的针对性措施，例如上海和南京两地相继停止了活禽交易，上海对发现疫情的活禽市场采取了关闭、扑杀和消毒，停止了一切信鸽活动，并酝酿对家禽养殖业予以临时补贴；第三，通过媒体反复向民众宣讲有关禽流感的科普知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由于政府不再试图封锁和向民众隐瞒疫情的真实现状，社会上反而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恐慌；同时，恰恰是由于政府不再毫无根据地盲目许诺对疫情的控制力及治疗的把握，而是比较实事求是地解释病毒传播变异的最新信息，民众反而不再采取一些极端、荒谬的自助手段。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还看见工作单位附近的一家“振鼎鸡”——沪上颇有名气的专门供应白切鸡和鸡粥的大型连锁餐厅——殿堂里顾客依然熙熙融融，大街上也鲜见有人戴口罩……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政府亦如此，如果把重心放在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的事情上，就很可能耽误真正应该做的正经事。回想10年前，若北京等地的政府一开始就采取这种诚恳坦然的态度和做法，SARS流传所造成的危害何至于斯！

    相比于近年来零星发生于各地、同样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由于此次人感染H7N9型禽流感的发病集中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且流动频繁的长三角大城市，因而它的危害性可能要更大，这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但只要病毒没有发生重大变异（如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所言，它也有很大可能长期保持稳定），不能在人际之间传染，我们就应该有足够的信心预防疫情更大规模扩散。

    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虽然我们为那十多位病患感到不幸并对他们抱以深切同情，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今年这几桩人感染H7N9型禽流感的事件恐怕尚不能算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它作为一个科学事件的标本意义更加重大。网络上颇有人质疑当局为何事隔20多天才向社会公布真想，但说老实话，中国医疗系统和医疗科研工作者能够发现并成功分离出一种之前从未在人身上发现的新病毒，已是一项了不起的重大成就。由此出发，我倒非常期待中国社会能够藉此事件将我们原本整体上十分低下的科学素养提升一个层次。

    眼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禽流感的病毒特性及传播机制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虽说这是一次被动的科普，但它毕竟是一件好事，它也许能让向来在知识问题上不求甚解的国人们学会如何去面对各类复杂社会现象——如果你对一个问题根本都是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如何能正确面对它？遑论合理地解决它？

    当然，所谓“科学素养”，最根本的并不是各个学科的具体知识。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决定了我们中哪怕再聪明的人都只能获得大千世界中及其有限的一部分有用知识。科学素养的精髓在于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面对大千世界，它包含了一些基本精神，例如当局口头上几十年如一日倡导的“客观”、“辩证”、“实事求是”等等。但我认为中国社会最缺乏因而也是我最想强调的科学精神，首先是要将“理解问题”、“解释问题”同“解决问题”很好地区别开来。一个问题或许存在许多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就算再复杂的问题，对它的正确理解和解释却只有一种。就拿这次的H7N9型禽流感来说，未来也许人类会开发和发明出好多种能够有效医治它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但它的病毒以及传播机理却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我在这里把话题扯那么远，是想阐明一个道理：不管我们人类最终有没有能力医好禽流感，甚至也不管它未来会产生多么大的危害，只有当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种疾病以及疫情目前蔓延的真实情况，我们才能迈出正确的第一步。这就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和科学精神。至于调动社会资源、组织科研力量去攻坚克难，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两者并行不悖。

    在这方面，最需要提高科学素养的仍然是政府本身。即便在这次事件中已表现出了长足进步，但我们仍然遗憾地看到，一些政府部门照旧在没有丝毫科学依据的情况下仓促发布所谓“预案”提示，宣称“服用板蓝根冲剂”乃至”按摩迎香穴“之类能够“有效预防H7N9禽流感”。我们不是不能用宽宏大量的嘲讽对待这种画蛇添足般的“善意”，但无论怎么说，这些部门低下的科学素养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却已暴露无余。

    全球化时代带来了比以往多的多也大的多的新风险和新问题，我非常希望眼下这次新型禽流感能够唤起我们的政府和民众重新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能力的边界在哪里？如何才能让我们已有的能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应该如何对待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我认为，这些本质上属于科学哲学范畴的问题实际上贯穿于信息传播反馈、资源分配调度和社会协同整合等所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检验着一个社会在理智上的成熟程度。

    写于2013年4月7日，发表于2013年4年15日出版的《南都周刊》今年第13期，有删节；见刊标题：从SARS到H7N9；链接：http://www.nbweekly.com/column/chenjibing/201304/3279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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