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水客”该当何罪？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就我国一季度外贸情况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邀请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郑跃声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有一位记者向其发问，目前在深港口岸出现了“随手带奶粉”的现象，对这种全民“水客”现象应该怎样看？

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对于海关总署的新闻发言人来说，是一个“题外话”，因为郑跃声认为，旅客携带的奶粉不在海关的贸易统计范围之内。这个话应该是正确的，按照现在香港的规定，每个游客能够携带过来的奶粉，也就区区两小罐，对这种小件物品，海关一直是允许游客自由携带的。但是，郑跃声却接过了这个“题外话”，代表海关表明了态度。他说，对奶粉的问题，中国海关高度关注，一方面要保证合法进口的奶粉便捷顺利地通关，另一方面对非法携带的奶粉也要予以一定的限制和打击。特别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这种实际上带有商业贸易性质的“水客”携带奶粉要予以更严厉的限制和打击。

今年3月初，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奶粉“限购令”，规定每个到香港旅游的内地游客在出关时最多只能携带两罐奶粉。香港方面出台这一规定，据说是因为大量内地游客在香港抢购奶粉，以至造成了香港市场上奶粉供应的紧张，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常需要。这个规定是不是符合香港一贯奉行的自由贸易和法治精神，这里先不讨论，我们看到的是，深港口岸随后出现的“随手带奶粉”活动，实际上已经解构了香港的这个政策，在利益驱动之下，每一个到香港旅游的游客都可以成为“水客”，他们通过“随手带奶粉”带回的奶粉，其总和很可能超过“限购令”颁行之前只是一部分借道赴港游而大量购买奶粉的人所购买奶粉的数量。

香港推出的奶粉“限购令”被“水客”瓦解，这个新近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市场课。它告诉我们，类似“限购令”这样的对市场自由交易进行干预的行政手段，必然会遭遇市场的解构。市场的力量在于，它像流水一样让自由交易渗透进每一个角落，而行政手段则是按照长官意志来设计的，它只追求整齐划一的效果，不可能适应千姿百态的市场。当政府自以为聪明地推行对市场的管制手段时，必然会遭遇市场的反弹。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如铁桶一般笼罩在中国大地，但仍然会出现微弱的市场交易星火。令人叹息的是，在那个非常年代，不知道有多少市场的先知先觉者因为被认为破坏了计划经济的壁垒而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制造了不知道多少人间悲剧。

发生在深港口岸的“随手带奶粉”，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的发展历史。那个时候，深圳的早期开拓者正是通过从香港贩卖内地市场紧缺的物资而挖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深圳的“水客”因为在特区活动而得到了生存空间，而在内地，同样的行为则被安上了“投机倒把”的罪名而受到严厉打击，一些侥幸逃过打击而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至今还背负着“原罪”的指责。今天，“投机倒把”这项罪名已经从我国的刑法中消失，自由交易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一种正常行为，但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如燎原一般的自由交易与“投机倒把”这个罪名不断抗争的历史。出乎意料的是，今天，在香港这个以自由经济起家的国际大都市，居然捡拾起了限购这一与自由交易格格不入的手段，而当市场力量对其形成瓦解的时候，海关总署又提出要对其进行打击，这让人恍若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场景。

不必讳言的是，今天，中国内地还残存着计划经济管理的痕迹，比如房地产市场上的限购政策，政府推出这种政策也许是不得已，但是它却在内地催生了假离婚的现象。而在香港，当特区政府像内地一样对奶粉推行限购政策时，“随手带奶粉”便应运而生。让我们疑惑的是，海关总署在提出打击奶粉“水客”的时候，会给这些人安上一个什么样的罪名？郑跃声认为他们“携带奶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交易，为了赚取其中的差价或者代工费”。这与改革开放之前对“投机倒把”的定义倒是很相似。权力很希望自己的治下成为“君子国”，人人都是道德高尚的“活雷锋”，因此在权力的眼里，民众一切越出“自用”这个范围的交易行为都是必须打击的。但是，当权力热衷于这样做的时候，必然会造成侵犯公民自由交易权利的恶果，而它对经济活跃所形成的破坏力，更是必须高度警惕的。

一个可以想像的情景是，当海关决定对深港口岸的全民“水客”进行打击的时候，那里一定会出现鸡飞狗跳，现有的海关人员无疑是不够的，很可能需要大批城管支援。而这个扭曲的市场则会倒逼“水客”们拿出更巧妙的手段来蒙混过关，海关稽查人员也可能因此而多了一条寻租渠道，而那些带进来的奶粉，因为增加了太多的交易成本，其黑市价格将在现行基础上再升一段，因此，最终为这种打击买单的只能是消费者。

（南方都市报，2013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