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作呕的中国城镇化进程特色

就城镇化原动力与助推力看，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全球其他国家没什么区别。但六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一波三折，其中一些现象却是有着中国特有的烙印。仔细审视之，其丑陋恶心程度，让人不禁作呕。
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中国实质上是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其中缘由就在于，行政指令下的计划经济其实非常不经济，注定是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买卖。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在内的计划经济国家，其工业化的实质，就是搞现代军工厂，其他所有一切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这个体系下，每个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兵工厂，或者附属于兵工厂体系下的一个分厂，市长与市委书记，是该厂的厂长和经理。既然是兵工厂，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核算单位，注定要赔本，那么财政就一定补贴，其规模就不可能无限膨胀，补贴城市兵工厂的财政资源从何而来？只能是从农村的泥腿子嘴里抠下来。所谓“工农剪刀差”积累资本搞工业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1949年建国之后三十年之内，城市对外来农民是严防死守的，农民进城没村支书或者大队书记开介绍信，就算进城乞讨要饭，都要被当做“盲流”抓去劳改。城乡社会壁垒森严的主要方式，就是户籍。即使在今天，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户籍，对于外来人口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更别提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城市了。拥有城镇户口，对于当时的农民而言，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因为这意味着今后拥有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定量供给，从此成为官家保障社会人群的一份子。
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价格过高自然引发供给，城市生活既然如此美好，肯定拦不住大家往里面跑，更何况城市人口也有自然繁衍而出现的膨胀现象。这如何是好？没关系，一旦现有工厂系统和生活必需品保障系统，不能维持现有城市人口，那么中央一纸令下“农村天地大有作为”，青年人“上山下乡”好了。经过若干轮筛选和动员，一批又一批的城市人口被送往全国农村的各个角落去扎根发芽。这是1978年之前神州大地上发生若干回的事情，大家就见怪不怪了。到1978年之后，“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国新人新气象嘛，原先扎根农村的城市下乡青年都发疯的要回城市里——那苦日子没法过啦……这就是八十年代初期的返城“知青”现象。这帮人，现有城市计划经济体系无法安排，又不能再强行遣送回农村，那么只能就地让他们自行解决出路。实际上，八十年代中国城市市场经济萌芽，大多数来自两类人，一类即是被刑事劳改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历史等问题被体制内排斥的社会边缘人群，一部分人就是这些回城知青。因为他们都要在城市讨生活，既有政府国有经济力量不能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他们只能向市场找饭吃。所以八十年代的“万元户”——那时的一万元的含金量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基本产生于上述社会边缘人群。
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城镇化路线，是严格限制城市规模。但即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化路线，依然是限制大城市，合理规划中小城市，鼓励发展小城镇。其实说穿了，一句话还是限制城市规模。其背后原因，还在于当时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只要国有经济占一国经济的大头，计划管制模式是经济系统运作的主要模式，那么注定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是低效的。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正处于市场经济萌芽阶段。政府哪有搞城镇化的新思维？事实上，在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后，农业生产力出现大爆炸，农村人口也随之急剧增长，因为当时的农民发现，简单劳动力增长和投入，是有利于实际收入增长的。简单说，就是农民家里多一个劳动力，家庭实际收入就会高。而在集体经济崩盘后小农经济体中，人丁兴旺不仅意味着地里多打点粮食，也意味着老有所依，在靠拳头说话的村里乡里，底气也足。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既然粮油等副食品价格是管制低价格，家庭多一张嘴吃饭的，实际上等于多拿一份补贴，所以城里人也争着比着生孩子。这下子，政府不干了，因为农村人口急剧增长，意味着从农村拿走的剩余随之就少，而城市人口自然膨胀，就意味着政府财政补贴多一份，你让政府如何不急？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所共知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共青团中央给全国能做爱的中青年人口写了一封信，意思是从此三十年内，同志们打炮要带套吃药，不能随便生孩子，以一代人时间完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从此至今，该政策一刀割去是非根，两手劈开生死路，算是让中国人口规模增长步伐慢下来。据一些非主流人口学家估计，三十年来，中国强制或者非强制的人流，大致有2.5亿……

这个政策，按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说法，真是千古奇葩。因为自古至今，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国家出面强制管制本国居民生殖活动的。日本、泰国乃至菲律宾，都曾经鼓励本国居民节育优生，但从未出台过强制国民生育的法律，而且持续三十年！因为人口生殖，是每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你管天管地还管我生殖器？！是的，政府不但管，而且至今也未见停止迹象。妇女生孩子居然还要开一个“生育服务证”，没这个证书，就算非法超生要被罚款，至于这政府罚款名目也极端无厘头——社会抚养费。你生孩子，自己出钱抚养不算，最后还要向政府缴纳抚养费！同志们，持续三十年来，如此盛世怪相，大家安之若素见之不怪，真是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更让人发疯的是，你说计生政策是脑子有病，还有无数人等跳出来骂你是卖国贼，是欧美日等国派来祸国殃民的奸细。坦率的说，每念及此，我都天旋地转……
这真是盛产奇葩的神奇国度啊
好了，关于中国城镇化特色，不仅上述两件事。还有一个现象，也是人所共知：那就是城镇化滞后工业化。中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大致在日本1975年左右水平，但你要知道，1975年前后日本城镇化率将近75%了，而中国呢？官方数据是51%，个别学者估算是60%附近。但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估算，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都远远低于工业化进程，这是没问题的，也是目前各界共识。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呢？各方目前共识是，该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都知道问题所在，也都想改革，为何就是难以推进呢？答案，就在于户籍背后捆绑的产权制度。
这话怎么说呢？在中国，城乡户口不是简单的地域籍贯界定，而是身份标识。简单说，你生下来，政府就在你身上打了标签——规定你本该种田或者不该种田。在这个标签的背后，又是一系列产权制度作为支撑。你生而为农，那么你名下应该有一块地，这是村集体分到你名下的，或者你该继承你爹妈的，这块地，你不能卖掉换钱，也不能改做他用。如果你是城里户口，那么你生下来，应该有城市政府的福利保障，理论上说，你从念书到工作一直到退休，政府都有保障你最低标准的义务，也就是你生下来，城市政府就欠你的。好了，如果农民进城，城市政府当然不干，因为从此就意味着它要保障你失业后有饭吃、孩子有书念，老了有退休金拿，你丧失劳动能力，它还得给你最低生活保障——它干嘛给自己找包袱背？对于进城农民而言，进城打工经商能发财，那是和买彩票差不多，挣了一笔钱可以娶媳妇生孩子，但家里那块地不能变现，他老了，还得指望孩子养老送终，还有那块自留地。城市中，是没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的。
好了，分析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城乡二元机制的关键，难点在于城市公共服务的财政改革。农地不私有化，农民不能将名下土地变现，那么就不能拥有在城市立足的原始资本，人老体衰色衰，只能回老家那块地讨生活，不可能全家搬迁到城市安家落户。而对于城市政府而言，除非中央财政负担中国城镇居民的大部分公共服务支出，譬如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福利，以及养老金最低保障，否则它们注定不欢迎外来人口的，不管你是农民还是其他城市的人。这一点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而言，更是突出。而在目前分税制下，中央财政几乎汲取了全国财政的大头，但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数量，却不对等。“财权上收、事权下放”，是1993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普遍现象。这种情势下，除非中央自发让利让权给基层财政，否则一切都无从提及。但这可能吗？
综合上述，我们发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历史，中国城镇化进程确实有其特色，但这特色都是些什么东西呢？无外乎深挖城乡壁垒，将农民职业身份化，说穿了，就是现代奴隶制，更别提亘古未闻之千古绝唱之计划生育政策了。一句话，中国城镇化的特色，从娘胎里面出来的第一天开始，每个毛孔里面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