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效率提升是城镇化第一前提
我见过的关于城镇化最流行谬误,就是“农民都进城了,农村谁种田啊?中国的粮食安全肿么办呢?”——都拿自己当神州大当家的了。事实是,中国农业生产力自1978年联产承包之后,提升效率如此之快,以至于农村务农主力,基本都是老人妇女群体,俗称“6038”部队,“60”指的是老人,“38”指的是妇女。是的,老人妇女称为种田主力,本身就是农业效率提升的标志。非如此,不足以让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到城镇务工经商。因此农业生产力提高,是城镇化进程加速的第一推动力。非但中国如此,全球各国城镇化进程都是如此。
所谓“城市”,“城”的涵义是军事上的,“市”的涵义,是商业上的,“城市”是工商手工业与农业社会大分工的必然产物,在火器主宰军事舞台之前,就是有围墙庇护的生活生产聚集地,“镇”则是集镇之意,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过渡,是非农人口的聚集地。人类历史可考察的城市和城镇,数万年前就已有之。但如果以千年大历史视野角度观察,一国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集中扎堆城市生产生活的事情,其实也是新现象,大致在19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事情。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反馈循环系统:农业生产力提高,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些人口扎堆城市城镇搞工商业经营,由于工业革命导致效率激增,因此能出更多更高的价格刺激农业生产供应,同时也能为农业提供更多农机具设备和技术,这又导致农业生产力再次大增,反过来又能养活更多人口,不断膨胀的人口,导致城市规模不断膨胀,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与市场需求,反过来又再次刺激工商业繁荣……这样循环反复、似无穷尽。
众所周知,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是新贵族圈占公地为私有去养羊。少有人问,既然养羊如此赚钱,那么英国的粮食安全怎么办?其实说穿了,不出奇,当年的英国农业水平非常高,即使在《谷物法》没有被废除之前,英国本土的粮食副食品供应量就足以维持本国居民生活所需。我手里现在就有一本《趣味生活简史》,里面就有1851年英国乡绅们住宅的描述。记住1851年这个年份,因为这一年英国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城镇人口总数超过农村人口——这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次。而在这一年,英国数万名乡绅与神职人员的住宅,不算豪奢但非常舒适精巧,他们的食谱显示他们的生活优渥自在。支撑这数以万计有闲阶层生活的,是他们的地主身份。当时英国城镇化加速导致农产品需求暴增,农产品价格由于当时关税保护政策所以价格暴涨。1851年之前的英国,只要有300亩耕作良好的农田就足以让人致富。但事实上,在1844年《谷物法》被废除之后,英国做地主就不是一份很有钱途的事业了,到19世纪晚期,粮食农产品大幅进口不断冲击农产品价格,那些精巧舒适的乡间居所,和悠闲自在的乡绅们一起消失掉了。
英国如此,欧美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城镇工商业人口不断膨胀,生产率不断提高导致人均实际收入不断增长,因此给农村农业生产提供广阔的市场,这反过来刺激农业生产率增长。这个循环反馈过程持续时间非常漫长,而且非常有效,有效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今天全球各国,农业经营都是非常艰辛的产业:资本技术投入不断追加,但价格却不断走低,即使政府不断出台补贴措施,但收益还是不断减少,这是个不值得羡慕的行当……典型案例就是美国。国际粮食总署提供的数据显示,打196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力大爆发之后,全球粮价几乎一路下跌走了近五十年的熊市!
而在中国,一旦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到一定地步,简单农户农耕机制下,简单劳动力追加投入,显然不划算了。那么点土地,现有技术和资本就那么多,折腾来折腾去,就那么点钱,老人妇女就足以应付,青壮年要想有点出息,就得进城转行搞别的事业。这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率提升的表现。
我们不要认为,当代司空见惯的生产率提升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它其实是新事物,在19世纪之前,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率提升速度,是非常缓慢而且很不容易被人察觉,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水平上,那就是千年停滞。诸多文献显示,在民国初期,一个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未必会高过他的汉代祖先。而在19世纪初期,一个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他千年以前的凯尔特祖先更低。饥荒、战争、瘟疫和营养不良,是数千年来全球各地劳苦人群的家常便饭。人类社会生产率的大规模变化,是自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制度、技术和人力积累到一定地步后,便突破了临界点,随即进入了井喷时代。尽管悲观的经济学群体忧郁症周期性发作,隔不了十年八年,就集体炮制一些“资源枯竭”之类调调儿,但实际上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空间和潜力,似无止境,一次又一次让悲观的乌鸦嘴们闭嘴。
好了,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城镇化的好处究竟在哪里?一言而概之,就是人口扎堆有利于分工细化合作。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开篇就写“分工交换是人与动物不同之处”。鲁滨逊在孤岛生存,哪怕再勤劳聪慧,那生活水平过得还不如现代城市一个捡破烂的,当然,你要和我争论幸福感,就算了……。人一旦扎堆生活,生产的各个环节可以细化,每个细化的环节,就是无数技术设备发明的温床。而人扎堆生活的另一个大好处,就是思想和知识的交流积累,其结果就构成我们今日之文明。所以这个意义说,城市生活就是文明的胜利。美国总统林肯曾打趣的说:“我从未见过有人主动当奴隶的,可见奴隶制不是什么好东西”。这话,似乎也可以应该用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现实生活中,我见过无数歌颂田园牧村生活调调儿的家伙,但我从见过他们中间哪一位跑到农村过日子。可见中国农村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就和其他国家社会的城镇化进程一样,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最大推动因素还是经济,而这又涉及到产权制度、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等因素,城镇化进程本身又是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这是鸡和蛋的关系,以后没事再详谈吧。
所谓“城市”,“城”的涵义是军事上的,“市”的涵义,是商业上的,“城市”是工商手工业与农业社会大分工的必然产物,在火器主宰军事舞台之前,就是有围墙庇护的生活生产聚集地,“镇”则是集镇之意,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过渡,是非农人口的聚集地。人类历史可考察的城市和城镇,数万年前就已有之。但如果以千年大历史视野角度观察,一国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集中扎堆城市生产生活的事情,其实也是新现象,大致在19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事情。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反馈循环系统:农业生产力提高,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些人口扎堆城市城镇搞工商业经营,由于工业革命导致效率激增,因此能出更多更高的价格刺激农业生产供应,同时也能为农业提供更多农机具设备和技术,这又导致农业生产力再次大增,反过来又能养活更多人口,不断膨胀的人口,导致城市规模不断膨胀,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与市场需求,反过来又再次刺激工商业繁荣……这样循环反复、似无穷尽。
众所周知,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是新贵族圈占公地为私有去养羊。少有人问,既然养羊如此赚钱,那么英国的粮食安全怎么办?其实说穿了,不出奇,当年的英国农业水平非常高,即使在《谷物法》没有被废除之前,英国本土的粮食副食品供应量就足以维持本国居民生活所需。我手里现在就有一本《趣味生活简史》,里面就有1851年英国乡绅们住宅的描述。记住1851年这个年份,因为这一年英国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城镇人口总数超过农村人口——这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次。而在这一年,英国数万名乡绅与神职人员的住宅,不算豪奢但非常舒适精巧,他们的食谱显示他们的生活优渥自在。支撑这数以万计有闲阶层生活的,是他们的地主身份。当时英国城镇化加速导致农产品需求暴增,农产品价格由于当时关税保护政策所以价格暴涨。1851年之前的英国,只要有300亩耕作良好的农田就足以让人致富。但事实上,在1844年《谷物法》被废除之后,英国做地主就不是一份很有钱途的事业了,到19世纪晚期,粮食农产品大幅进口不断冲击农产品价格,那些精巧舒适的乡间居所,和悠闲自在的乡绅们一起消失掉了。
英国如此,欧美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城镇工商业人口不断膨胀,生产率不断提高导致人均实际收入不断增长,因此给农村农业生产提供广阔的市场,这反过来刺激农业生产率增长。这个循环反馈过程持续时间非常漫长,而且非常有效,有效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今天全球各国,农业经营都是非常艰辛的产业:资本技术投入不断追加,但价格却不断走低,即使政府不断出台补贴措施,但收益还是不断减少,这是个不值得羡慕的行当……典型案例就是美国。国际粮食总署提供的数据显示,打196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力大爆发之后,全球粮价几乎一路下跌走了近五十年的熊市!
而在中国,一旦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到一定地步,简单农户农耕机制下,简单劳动力追加投入,显然不划算了。那么点土地,现有技术和资本就那么多,折腾来折腾去,就那么点钱,老人妇女就足以应付,青壮年要想有点出息,就得进城转行搞别的事业。这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率提升的表现。
我们不要认为,当代司空见惯的生产率提升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它其实是新事物,在19世纪之前,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率提升速度,是非常缓慢而且很不容易被人察觉,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水平上,那就是千年停滞。诸多文献显示,在民国初期,一个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未必会高过他的汉代祖先。而在19世纪初期,一个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他千年以前的凯尔特祖先更低。饥荒、战争、瘟疫和营养不良,是数千年来全球各地劳苦人群的家常便饭。人类社会生产率的大规模变化,是自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制度、技术和人力积累到一定地步后,便突破了临界点,随即进入了井喷时代。尽管悲观的经济学群体忧郁症周期性发作,隔不了十年八年,就集体炮制一些“资源枯竭”之类调调儿,但实际上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空间和潜力,似无止境,一次又一次让悲观的乌鸦嘴们闭嘴。
好了,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城镇化的好处究竟在哪里?一言而概之,就是人口扎堆有利于分工细化合作。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开篇就写“分工交换是人与动物不同之处”。鲁滨逊在孤岛生存,哪怕再勤劳聪慧,那生活水平过得还不如现代城市一个捡破烂的,当然,你要和我争论幸福感,就算了……。人一旦扎堆生活,生产的各个环节可以细化,每个细化的环节,就是无数技术设备发明的温床。而人扎堆生活的另一个大好处,就是思想和知识的交流积累,其结果就构成我们今日之文明。所以这个意义说,城市生活就是文明的胜利。美国总统林肯曾打趣的说:“我从未见过有人主动当奴隶的,可见奴隶制不是什么好东西”。这话,似乎也可以应该用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现实生活中,我见过无数歌颂田园牧村生活调调儿的家伙,但我从见过他们中间哪一位跑到农村过日子。可见中国农村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就和其他国家社会的城镇化进程一样,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最大推动因素还是经济,而这又涉及到产权制度、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等因素,城镇化进程本身又是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这是鸡和蛋的关系,以后没事再详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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