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现实化、学术化和国际化 ——论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原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3年1月11日）

    关于中国经济学家责任的讨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什么是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在众多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经济学被定义为是“研究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的学科。目前经济学中的许多最优化模型，不能不说深受此种定义之影响。显然，经济学的此种定义是将经济学纳入规范科学的领域，即经济学需要解决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做(whatshould we do?)”，所以，也非常迎合经济学家们所喜好的指点江山之责任。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必然意味着经济学会有很大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因为对于“什么是最优”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和立场取向问题。

    然而，经济学更是一门实证科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所需要解决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了什么(what will happen？)”。我们可以对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作如下定义：经济学是研究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或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显然，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经济学不应具有立场和价值取向。

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与现实化

    上述关于实证经济学的定义，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会有不一样的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或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由于经济变量的决定通常是众多经济人各种经济行为的综合结果，而经济社会环境又制约着经济人的行为和选择，因此，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例如，凯恩斯和新古典被看作是经济学的两大主要学派，它们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所作的研究。然而，该两种学派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观察是不一样的：在新古典看来，市场经济是完全竞争型的；而凯恩斯主义所研究的则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正是这种对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界定不同，才产生了凯恩斯和新古典这两大当今主流经济学学派。

    上述讨论意味着任何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关系）都有可能面临一个本土化和现实化的问题：许多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也许在发达国家能够适应和成立，但在中国并不必然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会成立，但并不一定在当下仍有意义。因此，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其首要责任并不仅是介绍和引进西方前沿的经济学理论，而更应该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通过这样一种体系，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当前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并从中看到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等。

    当然，在我们强调经济学的实证功能时，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经济学的规范作用。但经济学的规范作用必须以它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只有当我们充分地研究了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或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然而，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她)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提出政策和建议以期达到某种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的目标，即使这种提议是在对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有了充分的研究之后，事实上，他(她)还必须告诉人们这样一种政策和建议对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影响。例如，某项政策尽管能使失业减少(这也许是一个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的目标)，然而，它却有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当然，该项政策最终是否被采纳仍然在于政府的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的作用仍然在于实证。

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化

    已经知道，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然而，经济学对于经济变量决定过程的研究必须遵守一定的学术准则和分析框架，即经济学研究也需要学术化。例如，按所研究的内容、读者对象和严谨性要求，经济学家们可能会建立起一些数学模型，借用一定的数学工具来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为了使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经济学家们还会利用数据进行回归检验等。

    因此，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提倡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化”。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因强调学术化而过分地数学化，并进而影响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和现实化。这具体表现在：1）依赖西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加甄别地用数学模型等学术化工具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2）对于具有创新性思想、且对中国当前现实问题具有很好深度分析的文章，如果没有数学模型或回归分析等学术化工具，则一概不予重视，并拒绝发表。

    我们认为，数学工具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身并没有问题的，且新的经济学理论如能被数学模型解释和检验则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被学术界所公认。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进行解释。由于目前西方主流世界普遍接受并用于课堂教学的经济学理论通常来自于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因此，当我们利用这些产生于截然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经济学理论来考察中国经济现实时，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然而，此种水土不服完全可能在高深的数学模型下“隐身”，从而在对数理逻辑研究方法之膜拜中，精华和糟粕统统被接受下来。此外，中国的许多战略性发展问题甚至没有现存的理论可借鉴，也不可能用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和分析（或至少不能在短期内构建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然而，由于这些问题和现象又是如此的重要和紧迫，因此，用数学模型作为发表文章的前提条件，很容易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脱离中国的现实，无法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综上，数学模型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将它“绝对化”和“神圣化”，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界目前“流行”的怪象。为此我们呼吁：在提倡“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化”这一最高境界之同时，不仅需要甄别数理光环下隐身了的“水土不服”，还需要的是，不再拒绝当前还无法用数学模型验证的根植于本土现实世界的具高度创新性的思想萌芽。

中国现实问题的国际化

    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其经济环境之界定，而这必然限制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力。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之研究很少有“线”可查。有关的研究通常是零散而不系统的，而且也还没有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领域。许多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动态优化等）更没有很好地被用于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亟待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共148个，占全世界人口的82％，但是它们的经济现实却无情地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之研究必然会拓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推动经济学研究迈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以中国经济为素材，融入发展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问题国际化过程中具有当“任”不让的责任。

    总之，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推向本土化、现实化、学术化和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