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偏见是如何形成的？

发布时间：2013-4-4 7:33:53 来源：腾讯博客【字体：大中小】

本文载《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

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下的主流经济学偏见

--审视时下流行的“仇富说”

朱富强

内容提要：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无论在心理还是行动上，中国社会的“仇富”行为都不比西方社会更严重；而且，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虐穷”行为远比“仇富”心理更为严重。但是，很多经济学人却往往置“虐穷”行为于不顾，而热衷于大肆宣扬和抨击中国社会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经济学人深受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所支配，它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教条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从而将市场经济中的一切行为都视为理性的，将市场机制下财富分配都视为公正合理的，并将社会大众要求改革的思潮贬斥为非理性的。同时，这些经济学人之所以信奉现代主流经济学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很大程度上又在于他们狭隘的知识结构，从而缺乏审视和批判流行学说和思维的学术能力。

一、引言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指导下，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日益依据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是效益原则而非效用原则，对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力量博弈原则而非生产贡献原则。同时，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建立在基于力量的博弈均衡至上，而这种纯粹基于力量的市场竞争必然有利于强势者，而市场的马太效应又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急速拉大，并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和谐和持续发展。首先，正是日益两极化的严重现实以及对自由市场维护强势者利益的认识，社会大众开始逐渐滋生出一种要求改革工资体制以及收入再分配的呼声。其次，当这种呼声得不到有效的回应时，一些长期受到压榨的弱势者不得不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从而导致社会对抗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发生了影响广泛的社会恶性事件。最后，恶性事件频出使得社会大众的声音逐渐为政所的关注，于是，国家日益重视分配制度的改革和民生建设等问题，这也导致对一些鲸吞国有资产的富豪和官僚进行查处。

然而，针对社会大众的诉求以及政府日益注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转向，一些经济学人非但没有且不愿去反思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反而将之归咎为穷人对富人的嫉妒，从而不遗余力地鼓吹社会大众存在着“仇富”心态。尤其是，他们还从儒家的历史文化中来阐述中国人为什么比西方人更不尊重和善待富人，从而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社会存在着什么“仇富”心理，以致“中国人仇富说”就逐渐盛行看来。那么，中国社会的“仇富”心理真的如此严重吗？中国人比西方人还仇富吗？否则，目前社会为何会越来越盛行这种传言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有关。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现实制度视为合理的，尤其将基于个体互动的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经济现象视为合理的，从而看不到它的问题。例如，在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看来，《劳动合同法》之类的工资改革措施必然会损害企业主的利益，降低企业主的投资，导致工厂的倒闭，最终反过来还是损害了工人的利益。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市场逻辑。为此，迈克杰斯尼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极尽其口才，使自己听起来好像每每他们代表少数富人实施政策时，他们正是在给穷人、环境和其他任何人施以巨大的恩泽福祉。”[1]因此，本文通过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来对当前中国社会盛行的“仇富”说作一说明，尤其着力剖析“仇富”说从经济学界盛行看来的理深层论原因。

二、中国人是否比西方人更仇富

一些经济学人似乎将“仇富”视为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但是，中国人真的比西方人还仇富吗？事实上，儒家积极关注世俗福利，追求德福双至，从而并不排斥财富；并且，对那些“以义取利”的富人往往都持赞赏和推崇的态度，史书中《货值列传》以及《食货志》中都有大量的记载。例如，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范蠡就被称为儒商之鼻祖，世人称他“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创造“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的白圭则被推为“天下言治生者祖”；郑商人弦高经商途中智退秦军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子贡死后被唐玄宗时追封“黎候”，宋真宗时又追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称为“先贤端木子”。相反，西方社会却长期存在歧视富人的思维传统。例如，早期的基督教就认为，富人要么自己是非正义的，要么是一个非正义的人的继承人。为此，《马太福音》就宣称，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在基督教看来，富人只有变卖其财产并将它分给穷人才能求得自赎。西方社会对财富的真正认可是中世纪末期向世俗社会的转向，即使如此，新教仍然宣扬苦行和禁欲，财富积累只不是诚实履行天职的表征。而随着宗教冲动力的式微和经济冲动力的偏盛，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从而就爆发出了一轮接一轮的暴力对抗和阶级斗争。纵观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反抗与镇压的过程。事实上，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由于西方社会社会制度很不健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以致收入分配极不公平，从而也就必然会激起那些遭受剥削和掠夺的穷人对富人的仇视。显然，这比中国社会要激烈得多：西方社会中那些备受压榨的工人不仅会表现出“仇富”心理，而且还会极端地破坏企业主的机器设备，从工业革命初期影响甚远的卢德运动到后来更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乃至阶级斗争都是如此。

当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社会似乎没有出现明显的“仇富”运动，而呈现出一幅相对和谐的画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两个方面。一者，西方社会凭借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而从世界各国转移了大量的资源和利益：一方面通过“输毒于敌”而加剧了其他国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掠夺资源在国内的适当分配而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二者，西方社会经过长期的阶层和阶级对抗已经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这使得社会收入分配变得相对公平，以致中产阶级长期成为社会的中坚。不过，尽管西方社会呈现出了一派宽容、祥和的景象，但一旦“输毒于敌”策略达到顶峰后，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就会出现恶化，由收入差距拉大潜伏的矛盾就开始显现；此时，西方社会潜藏的“仇富”心理就会被激发，甚至还会爆发出大规模的“仇富”运动。关于这一点，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一者，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西方国家就普遍爆发出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管理层领取高额的年薪和奖励，一些国家的工人甚至将管理层关押起来；二者，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反社会不平等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如法国青年占领巴黎豪宅、西班牙青年占领马德里广场、以色列青年在首都扎营抗议房价、伦敦市郊的青少年暴动。

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促发的阶层对抗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2011年9月在美国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年轻世代之所以将矛头直接指向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就在于华尔街体现了翻云覆雨的贪婪之都，集中了大批唯利是图、贪得无餍、为富不仁的资本主义怪兽，也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制造者和诱导者。更甚者，“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将目标直接指向有名有姓的超级富豪，前往位于曼哈顿的多位亿万富翁的家门前示威，呼喊着口号：“我们是99%”，“向百万富翁征税”“银行家应该关进监狱”“不能给亿万富翁减税”。示威者“造访”的富豪包括新闻集团老板鲁伯特.默多克、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戴蒙、石油大亨大卫.柯赫、金融巨头米尔斯坦以及对冲基金掌门人鲍尔森。示威者事先印发的传单上，有这些富翁的姓名、地址、照片以及发财致富的“先进事迹”。[2]事实上，正是华尔街的少数人操作着自己发明的高风险财务杠杆，赚了钱是进自己荷包，赔钱时则由政府掏纳税人的口袋来补漏；即使风暴导致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民众、失业，这些管理者依然享受着超级“肥猫”的待遇。

而且，正因为制度不公乃造成了社会财富集中最深层次原因，因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改良主义者赞同和支持。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占领华尔街”具有很大的正当性，而很少有人将之简单地定性为是由纯粹“仇富”心理所促发的暴动。甚至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表示能理解“华尔街”抗议民众心中的愤怒，并对从纽约华尔街蔓延到全国的示威抗议活动表示同情支持。[3]基于这种社会舆论，不仅美国政府起来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呼吁，而且，西方很多国家也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加大富人税的征收。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３月３１日就敦促国会通过对富人增税的法案，[4]而在此之前，美国纽约州已经开始酝酿征收富人税，将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者的税率从6.85%提高到8.97%，年收入超过30万者的税率增至7.85%。[5]与此同时，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在争论对富人征收怎样的税率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例如，法国信任总统奥朗德就将针对高收入富豪的税率由41%大增至75%，[6]英国政府打算将增值税从17.5％降到15％的同时将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人士的所得税率由40％提高到45％。[7]开征富人税的政策还得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的极力支持。

显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无论在心理还是行动上，中国百姓都不能称得上是“仇富”的。如果把对社会不公和贫困现象的不满视为“仇富”的话，那么，西方社会的“仇富”程度显然要比中国严重得多；更甚者，西方社会的“仇富”不仅体现在“心理”上，而且还经常性地表现在行动上。这还可以从近期的一项调查中窥见一斑。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就“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其财富”这一问题对23个国家的1.2万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了这样两大特点。第一，“仇富”状况最轻的5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其中，澳大利亚人中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超过60%；加拿大与美国的比重相当，均为58%；而52%的中国受访者和51%的印度受访者也持相同看法。第二，“仇富”情况最严重的3个国家依次为希腊、俄罗斯和土耳其：其中，土耳其人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其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比重仅为20%，俄罗斯仅为16%，希腊还不到10%。[8]进一步分析可知，这些国家的民众之所以仇富，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国家的“富人”并非是“以义生利”，而是充分利用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往往又“为富不仁”，充满了逃税、漏税行为。例如，在希腊，最富有的人主要是得到宪法规定免税的航运业巨头，或因垄断石油、媒体、银行等行业累积巨大财富的“寡头”，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偷税、避税，以致2011年希腊的逃税总额约80亿欧元（将近该国预算赤字的一半）。在俄罗斯，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占有着近85%的社会财富，这些富人的财富主要源于私有化过程中的原始积累；同时，他们又控制了银行、石油等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而广大中小企业则受到排挤和扼杀。

一般地，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越健全、分配规则越公正，社会收入差距就越小，社会信任度也就高，“仇富”心理和行为也就越不严重。显然，在“仇富”榜排行中，那些位居前列的希腊、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都是如此。而与此构成明显反差的则是中国。中国百姓同样处于因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不公带来的贫困之中，在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西方社会那种的“仇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这正反映出中国人的宽容和忍耐，而这又与儒家推崇的德福观和责任观有关。事实上，对中国的社会大众来说，只要拥有生存的一丝空间和发展的一线机会，他们就会为了自身和子孙的生活而勤苦地劳作，只有在无法生计的情况下才会逼上对抗的梁山之路；即使在遭受长期的极端不公正的分配规则之下，勤劳的中国劳动者也往往只是发出一些不平之鸣，表达出对那些穷奢极欲之徒一丝心理厌恶，而很少会采取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或对抗运动。就这些社会大众而言，他们所希望主要是自己能够得到更公平、更人道的对待，能够保留一定的生存环境。试问：面对这些要求，我们又怎能冠以“仇富”心理而贬之呢？要知道，他们所欲所求本身都是正义的呀！尤其是，就实际情形而言，如低廉的工资、险恶的工作环境、缺乏保障的社会福利，与其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穷人的“仇富”心理，还不如说存在富人的“虐穷”行动。既然如此，我们的经济学家为何又宣称中国社会存有根深蒂固的“仇富”文化，人们怀有根深蒂固的“仇富”心理呢？

三、“仇富”说盛行的理论基础

当前，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将社会大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宣传为中国穷人普遍拥有“仇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信条有关。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信条源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种自然主义思维衍生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从而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教条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甚至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与基督教教义又是相通的。一方面，富人应该得到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因为他们是适应社会的，而且他们是通过使自己变得有钱或者保持有钱证明了自己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穷人之所以贫困都是他们自己犯错误的结果，他们往往智力低下、不务正业、没有远见和缺乏雄心。例如，美国的一位牧师沃德.比彻在布道时就说：“一般事实将证明，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会遭受贫困，除非是他自己的过错——除非这就是他的原罪。”另一位牧师拉塞尔.康韦尔布道时也说：“值得同情的穷人是非常少的……去同情一个上帝已经对他的罪行进行惩罚的人，从而在上帝还在惩罚他的时候去帮助他，毫无疑问，这是不对的。”[9]但是，正如杜格和谢尔曼指出的，这个非常持久稳固的神话是非常荒谬的，因为：1.生活在贫困县之下的许多人常年都在单调、艰苦、令人厌倦的环境中拼命干活；2.许多人因有残疾而不能工作；3.许多人是不能从事全职工作的青年母亲；4.许多人因资本主义体制导致的萧条而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10]

正是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很多经济学人崇尚“无形的手”的作用，相信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并将市场中发生的一切都视为是合理的，从而形成了强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例如，当2007年平安保险的董事长马明哲拿6000万元薪水、2008年到处呼喊政府救房市的华远地产老总任志强拿775万元薪水的时候，国内经济学界就很少有人进行质疑，似乎一旦质疑就会干涉到企业的运行，从而瓦解市场经济的基础。与此不同，当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AIG高官按照合约领取了高额奖金后，马上就引起了美国大众的愤怒，上至总统、政府高级官员下至一般学者很少人为这些高官说话的，美国国会还快速通过法令要追缴这些奖金，最后迫使AIG的十名顶尖高管自觉同意退回奖金。[11]同时，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信条，这些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将社会大众要求改革的思潮贬斥为非理性的，而“仇富”就是系统性偏见的一个结果。在他们眼里，他们之所以为富人说话，并不是为了讨好富人，而是为了穷人的利益，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问题是，这些经济学人认为，系统性偏见使社会大众无法全面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好处，但这不正与他们所崇奉“一切市场行为视为理性”信条存在逻辑矛盾吗？更进一步地，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信条，这些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将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财富都视为公正合理的，因为这些财富是基于市场“自由”交换的结果，从而体现了他们的贡献。问题是，当前社会上那些富人的财富果真是合法所得吗？且不论市场上本来就没有弱势者的自由和公正，更不要说国内那些迅速积累的财富也根本上来自于真正的市场交换之外，甚至是非法所得。

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源于西方社会，它与儒家社会注重博爱的传统并不相通。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信条尽管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但在当前中国社会却开始大行其道。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和壮大的历史中寻找原因，这可以借鉴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说明。[12]“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斯宾塞提出来的，他极端地反对任何有利于弱者生存下来的公共政策，包括公共教育、公共救济乃至公共卫生等。不过，斯宾塞的思想在其出生地英国开始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它却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斯宾塞后来访问美国时，他的信徒给与了他以救世主式的盛大欢迎。例如，1904年纽约州立法将烘烤面包工人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10小时，但最高法院却否决了这项立法。霍尔姆斯反对的理由是：美国宪法第14条并不是按照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静力学观念立法的。斯宾塞的美国信徒、耶鲁大学教授萨姆纳在反对受同情心驱使的私人或公共的救济政策时说：适者生存的法则并非人为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要对其横加干预，那么产生的后果只能是不适者生存。

斯宾塞思潮之所以在美国而不是英国获得成功，就在于加尔布雷斯指出的：斯宾塞生活的时代，英国已经摆脱了肆无忌惮的市场规则的制约，工会、工厂监管以及对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已经被接受；相反，在美国，这种改善还正在以更严酷的方式进行着，正处于一个充满英雄主义式的贫富不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嚣显赫并存的时代。例如，1883年范德比特富人的一场舞会就花掉了25万美元，1897年布拉德利.马丁的一场舞会更为奢侈，一位出场客人穿着的黄金镶嵌违章的套装估计价值就达1万美元；而早些时候款待斯宾塞的德尔莫尼科的舞会上，客人们享用的雪茄都是用100美元的钞票卷成的，而客人们在点燃雪茄时则是充满了一种心安理得的富足感。因为这些人都相信自己是适者生存规律下的优胜者。例如，乔赛.德配在纽约举行的成功者盛大宴会上就踌躇满志地提醒与会者，富人可以将他们看成是自然神奇的造化。同样，洛克菲勒在一次成功者的聚会上说：一个大企业的成长完全是适者生存的结果。显然，正是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泛滥。因此，1866年亨利.沃德.比切(H.W.Beecher)就对斯宾塞说：美国社会特殊的条件使您的大作在这里比在欧洲获得了更迅速的传播。

同样，当前中国社会情形也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信条的传播提供了现实舞台，因为它正处于无序的市场竞争之中，功利泛滥，物欲横流。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为市场中拥有话语权力的功利主义学者、集中金钱权力财富的商人以及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所信奉，他们根据适者生存理论相信，苦难和贫困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就是说，时下国内“仇富”说的盛行，根本上不能归咎于某些经济学人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要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上思考。例如，泰勒本人比较开明，主张应该增加工人工资、提高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但是，他所推行的泰勒主义却成了雇主更高程度低压榨工人的理论指导，以致泰勒本人也以坏人形象传于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人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思维，从而乐于将市场经济中的任何现象和一切行为视为合理的；同时，在理性假说和“无形的手”的预定协调原理的宣扬下，市场行为不仅体现了每个人的收益最大化，而且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对现实市场中的大量“虐穷”行为熟视无睹，相反却积极为富人们说话，为富人们的“市场行为”保驾护航。也正是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和“无形的手”原理，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往往以市场秩序的扩展和社会分工的分化来鼓吹社会和谐。问题是，在一种掠夺性的市场体制中，社会财富不断地重新配置，收入水平日益朝两极化发展，又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呢？

四、“仇富”说信条的现实反思

国内“仇富说”的兴起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密切相关，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持又在于它根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自然主义思维将丰富多样的社会人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同时，将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化约为原子个体的互动。显然，正是由于被还原主体在交易起点上是同质的，因而同一交易程序的作用下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相应地，由于个体的“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是平等的，他们所达成的契约和规则也就是公正的。正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自由放任的政治哲学，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信并坚持：不受干预的市场交换本身就是自由而公正的。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人类个体根本上是异质的，社会权力分布是不均等的，从而必然会产生强势者剥削和掠夺弱势者、强势者压制和控制弱势者的结果。一者，在交易规则上，强势者有更大的影响力来左右制度的制定，从而产生有利于强者的交易程序；二者，在交易起点上，强势者往往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而使得强迫弱势者接受他的交易内容。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谓的自由而公正的市场机制就是相当肤浅的：一者，市场交换的自由至多是消极意义上的而在积极意义上却相差很大；二者，市场交换的公正至多是形式程序上而在起点及后果上却相差极大。[13]

当然，现实市场的运行也不完全是基于力量的博弈，而往往包含了源自于习惯、习俗的伦理价值，从而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利益考虑。因此，对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我们不能基于静态的抽象理解，而是必须从演化的角度来关注它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一者，市场机制根本上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抽象的一般规则，二是具体的市场伦理；而且，两者的相互补充和促进，才促使市场的不断成熟。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仅仅强调一般规则这单一维度，从而导致社会同理心的丧失、导致社会关系的僵硬化。二者，一般的抽象规则根本上是首先为了对强者行为的约束，因为强者更有能力和意愿实行机会主义行为。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简单地以力量博弈均衡来设计和阐释一般社会规则，从而就强力地为强者行为和现实制度进行辩护。[14]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把市场机制等同于单纯得力量较量而抽象掉了丰富的市场伦理，使得当前中国社会缺乏一种良性而健康的市场，或者说只有一种极不成熟而被扭曲的掠夺性市场。无疑，这种基于力量博弈决定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总体上都体现了强势者的意志和利益，市场机制运行的分配结果也无疑地利于强势者；此时，强者可以任意地剥削和掠夺弱势者，因而“虐穷”心理和“虐穷”行动在当前中国远比“仇富”心理要严重和广泛。

既然如此，为何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如此信奉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狭隘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的狭隘使得他们缺乏审视和批判流行学说和思维的学术能力，从而只能从流行的传统智慧中寻求支持。凯恩斯就指出，“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扩大了……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15]哈耶克则强调，仅仅知道经济学知识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任何具体的政策都涉及到其他众多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社会科学的知识也绝不仅仅“敢想，独立思考”就能取得的，而是要充分梳理和比较前人积累的思想。很显然，当前国内这些经济学人恰恰就属于哈耶克所贬斥的那个群体：他们往往只是凭借经济学初等教材上的一些抽象原理，就以为掌握了真理，就可以指导社会实践了。

例如，“仇富说”倡导之一的茅于轼先生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学识就非常狭隘：工科出身以后主要依靠哈佛访问时受过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熏陶，从而就开始信奉自由市场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并以此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出谋划策。正如茅于轼自己所说：“在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我不是科班出身，基础知识很不够，重要的书都没有读过，中国的文史我只念过《论语》和《古文观止》，外国大学者的著作我也没有多看，但我的自然科学非常好，数学力学都不错，我的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数理基础上的”；而之所以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成就，“是因为我敢想，独立思考，我写的文章很少引用别人的材料，都是自己想出来的”。[16]正因为知识太狭隘了，也真的太“敢想”了，茅于轼于是将市场经济视为“人权的平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则是追求人权平等的必然结果。他写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过20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效果果然不错。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反之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也有可能。”[17]问题是，何谓人权呢？“人权的平等”和“收入的平等”矛盾吗？

其实，茅于轼等并没有明白人权的基本含义：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而在这些基本权利中最为基础就是生存权利，这也就是经济权利。正因如此，随着对人权的重视，各国都在关注人的体现劳动和生存，关注人的居住问题。与此同时，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机制必然会导致金钱和财产的集中，因为财产和金钱的多寡决定了市场交易和谈判中的地位和力量。显然，金钱和财产权利的集中也就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从而必然会导致无财产者的生活受有财者、少财者的生活受多财者干涉的现象，从而也就必然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因为不自由的根源就是权力的集中。由此可见，纯粹的市场经济恰恰是与自由和人权相对立的，又怎能妄称市场经济是“人权的平等”呢？正是为了限制纯粹市场潜在的恶，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往往会对市场施加限制，努力将市场机制与公平正义结合起来。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组织良好和制度健全的社会，茅于轼所谓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都是非常罕见的。但在当前中国社会，暴富遽穷却成了见怪不怪的现象，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处于一个掠夺性市场之中。显然，这正是社会大众所批判的，也应该值得我们经济学者的关注。不幸的是，由于受制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国内那些主流学者却熟视无睹的，而且还不允许社会大众自发的“不平之鸣”。

凯恩斯、哈耶克等人都曾指出，我们都是前人思想的奴隶。正是从这个角度，本文不是对这些经济学人的个人人格有所质疑，相反，他们大多是具有良好道德而行为得体的人，内心对当前富人的种种做法也不甚赞同。但是，由于知识结构的狭隘，却使他们不能意识到其接受的主流经济学本身就内含了特定的价值观，更无力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成为缺乏否定性思维的单向度人，甚至使自己宣扬的“无伦理”学说成为强势者的辩护词。例如，他们往往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而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与存在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出所谓的“存在即合理”的伦理自然主义，但这是对存在主义的严重误解。实际上，存在主义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区分了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其中，自在存在仅仅是自然存在的，并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但是，它并不是人类的有意识选择，缺少符合人的意向性，从而也就不具有社会性的价值判断。相反，人类社会要实现自身的理想，就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改变条件而使自在存在朝满足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自为存在。再如，这些经济学人要求尊重和善待富人，并以“穷人得势而失利，富人得利而失势”说辞来推行“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主张。但事实上，市场经济中“利”和“势”本身就是不可分的，权势者通过掌控大量的媒体而可以有组织地诱导舆论，从而使他们的言论被反复宣扬，乃至最终形成了“仇富”、“仇官”的说辞。但试问，目前市场下的收入分配对广大劳动者有利吗？所以，模仿柯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18]我们不仅要问：如果你真正关注穷苦大众的福利，你又怎会提出对穷苦大众如此危险的政策呢？

五、结语

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提出与社会大众的认知相差甚远的政策主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承袭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思维来看待市场行为和社会现象，从而把现实的存在都视为合理的。这恰恰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缺陷。

其实，只要一个社会存在不需要通过辛勤劳作或技术创造就能快速聚集财富的大量现象，就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制度出了问题，尤其是分配制度是扭曲的，从而就需要进行变革，而不是维护既有制度并将此制度下的行为和现象都视为合理的。而且，如果抛开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明白社会中存在的不正义现象，关注普通大众的生存需求，就知道房价飙升对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只要稍有基本常识，我们也能明白，房价的飙升也不是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结果，而是那些强势者翻云覆雨的结果。显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存在视为合理这一社会观本身就充分揭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内含的价值观，这根本不同于它所宣扬的“价值无涉”。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就写道：“我从来未曾相信缺乏价值取向的分析或经济学或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的标准社会哲学）的分析可以足够建立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学有助于为自由主义者立场提供很多的数据，但经济学本身并不能建立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也是20世纪最近才出现的。在更加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19世纪，也只有斯宾塞1851年的巨著《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提出一个比较彻底和系统性的自由理论。”[19]

同时，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任何社会的制度都面临着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而成熟的标志就是人们的应得权利日益得到彰显。纵观西方社会的近代发展史就是如此，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劳工保障法律都源自于西方。事实上，在当今发达社会，只要社会大众出现了普遍的不变，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就出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济危机激起了美国民众对华尔街高管高薪的不管，于是美国政府就开始制定种种规章来限制高管的分红；同样，由于内地民众到香港生子、买奶影响了香港本地人的生活，于是香港开始推出严格的限生、限购等措施。这些都反映出，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说宣扬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但西方社会的实践却往往与这些理论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斯蒂格利茨曾在中国说，不要按我们说的去做，而是要按我们做的去做。然而，中国一些经济学人恰恰宁愿遵循教材上的说教，也不愿遵循西方实践中的经验。只要政府迫于社会大众日益高涨的不满而对当前那种掠夺性的市场稍加干涉，如工人工资的保障和住房的限购等，这些经济学人马上跳出来批判说，这些政策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必然会失败云云。

这里以工人工资的保障为例子加以说明：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反对《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这里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对茅于轼先生的学术无限崇拜：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五常，他称茅于轼先生的学术中国第一，而自己只能列第二；一个是戴着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光环的陈志武，自称总被茅于轼先生的著作和教导激发新的火花。例如，张五常就不厌其烦地鼓吹：不要去看西方的经济政策。而且，当中国政府为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试图借鉴西方的一些经验，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些最为基本的福利保障时，反而遭受这些经济学人的大肆抨击。譬如，当7、8年前国内开始制定《反垄断法》，张五常就写了多篇文章极尽批判之能事；当3年前国内开始规范最低工资标准并制定新《劳动合同法》法时，张五常又在全国巡讲并将经济危机造成的问题都归罪于新《劳动合同法》；当后来政府为了让工人有体面地劳动而筹划建立集体谈判工资制度时，张五常更为激烈地称之为玩火。[20]同样，陈志武将集体工资议价制度视为与户口制度、自由工会等一样都是对权利的限制或禁止：在这些权利被限甚至被禁的情况下，就没有多少契约自由，雇用关系就没有多少自愿成分，而这些非自愿的交易可能存在剥削。[21]按照这种逻辑，在集体谈判工资制下反而出现了劳工剥削雇主的新鲜事；这也意味着，在普遍实行集体谈判工资制的西方社会真实存在的是劳动剥削雇主。这种分析是不是“理性”得太离谱了？显然，正是盲从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说教，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可以一边盲顾层出不穷的虐穷现象，一边又把那些追求社会权利、缓和剥削的正义行为视为仇富。

[1] 迈克杰斯尼：“导言”，载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何新：“美国人也仇富”，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481229.html。

[3] “金融大鳄索罗斯声援占领华尔街称‘愤怒有理’，http://news.163.com/11/1004/16/7FHL8P8E00014JB6.html#from=relevant。

[4] “奥巴马再推富人增税”，http://news.163.com/12/0402/08/7U2S9UF400014JB5_all.html。

[5] “美国纽约州拟征‘富人税’许多富人欲搬家避税”，http://news.sohu.com/20090330/n263079344.shtml。

[6] “法国将开征富人税”，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20911/005913097828.shtml。

[7] “《国际先驱论坛报》:英拟200亿救市向富人加税”，http://gb.cri.cn/18504/2008/11/25/2805s2337218.htm。

[8] “Public Remains Concerned Over Wealth Inequalities: Global Poll”，http://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Radar_Wealth_Inequalities/Wealth_Attitudes_Release_5July2012__GlobeScan.pdf。

[9] 转引自布朗芬布伦纳：《收入分配理论》，方敏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10] 杜格、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11] 薛涌：“《坏民主》：看看美国人仇富到了什么地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788067-3.html.

[12] 加尔布雷斯：《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9页。

[13] 朱富强：“市场机制能否保障主体的自由和交换的公正？”《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4]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制度‘设计’的误导和扭曲：从法律对强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谈起”，《财经研究》2010年第4期。

[15]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7页。

[16] “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http://news.sohu.com/20071123/n253425951.shtml。

[17] “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http://maoyushi.blog.sohu.com/47866078.html。

[18] 柯亨：“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你怎么回如此富有？” 载《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柯亨文选》，吕增奎编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 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吕炳斌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自序。

[20] 张五常：“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顺论本田的困境”，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153070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