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改革委的理由

崔克亮  

    据坊间和媒体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前瞻，国家计生委可能并入卫生部，铁道部政企分开和并入交通部将同步进行，民政部权力略有扩张，国家海洋局、国家安监总局等部局亦有望扩权。此轮改革方案以强化监管食品安全及市场秩序的机构为重点，而此前广为流传的“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及“大体改委”等机构，暂未列为“大部制”改革的重点。

    这个消息让寄望中国改革大步深入推进的人们略感失望。当然，设立大体改委等机构的方案被搁置，可能只是决策层迫于艰难复杂的利益协调形势而不得不然的暂时性举动，并不意味着设立此类机构的必要性有任何降低，更不意味着改革大业的失重和延滞。相反，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以公平和正义为根本取向的综合改革，才能凝聚民心，最终实现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

    无论当前还是今后，设立高级别改革机构（如改革委），都是有效推动中国改革訇然前行的坚实力量。设立类似机构，至少有如下五大理由。

    首先，中国此前的改革和发展，带有非均衡的特点，这固然使中国在某些领域（譬如以GDP为指标的经济总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佳绩，但是，也遗留下不少严峻的问题。今后，中国必须走均衡改革和均衡发展之路，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让“两型社会”真正成为现实。中国要实现均衡发展，关键在于夯筑并完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基础性制度体系。譬如，赋予全体公民以普适的国民待遇，复原全体公民包括土地权利在内的一切合法的财产权利……这一切，都需要在宪法层面予以确认。这种宏观层面的改革和发展范式的转换，这种基础性制度的鼎立，非最高级别的综合性改革机构无以践履。

    其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前提在于职能转换，若无政府职能的根本转换，则机构改革只会流于“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主义。目前，在转换政府（各级各部门）职能的过程中，来自民间的压力尚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因此，只有通过高级别的改革委，挟“尚方宝剑”，自上而下地施加重压，才有可能奏效。就拿现今民间怨声不绝的征地拆迁来说，其主要动力即是来自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需要，而要遏止土地财政的肆意汲取，前提是精兵简政。换言之，只有变“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为“食之者寡，生之者众”，才能有效地约束土地财政。而要打掉这个庞大的“吃皇粮”群体（至少有7000万之众）中一些人的“铁饭碗”，可谓“戛戛乎其难哉”！

    再次，中国改革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渐进式改革，不要说是在社会、文化及政治领域，即便在绩效突出、为世人瞩目的经济领域，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亦远未达致；而且，越到后头，改革的对象和环节愈益关键，改革的任务愈加艰巨，改革的难度也越大。因此，设计、指导并推动改革的综合协调机构不仅不能削弱乃至取消，反而应该着力强化。

    复次，在高级别综合改革委员会付之阙如的情况下，此前由权力部门各自主导的改革蜕变为部门汲汲逐利而将公共和民众利益弃置一旁的畸形改革，诱致民间所谓“改革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恶果。这种畸形的改革败坏了中国改革的声誉，致使中国改革一度因共识破裂而动力不足。

    拿收入分配改革来说，这项改革是近年来国人呼声最高的改革事项之一。“发展经济和提高居民收入同步，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执政党和政府一再作出的政策承诺。但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之艰难，可知各部门利益博弈之激烈。虽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一再承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要在2012年“年内出台”，但这个方案依然一再推迟至今年3月份“两会”之前，也就是本届政府临近结束之际才姗姗来迟，险些落空。

    不唯收入分配领域，中国众多符合公共利益、惠及广大民生的改革举措，都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和部门利益的掣肘和羁绊而步履维艰、蹭蹬不前，以至无疾而终。譬如，统一城乡社保体系的改革，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社保并轨改革，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党政机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都因受制于此而举步维艰。

    鉴此，只有设立一个超越于自身部门利益（无部门利益可谋）的高级别的综合性的改革委员会，才可能使中国改革沿着符合公正法则和公众利益的正确方向演进。

    最后，中国改革已然进入须壮士断腕、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其难在于，中国当下的改革必须向包括执政党和政府自身在内的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开刀。非如此，则无以使中国改革臻于普济众生的良善之境。改革别人容易，自己改革自己则谈何容易。是故，只有设立最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赋予这个委员会以足够的权力和权威，由其承担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的职能，才有可能撼动这个庞大的安享既得利益的体系，撬动因长久“存在”而显得“合理”的现实的坚冰，启动民众已然望穿秋水的良善而非窳劣的改革。

 

                 （2013年3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版·两会观察》。当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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