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开放应当加快推进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引人注目。在日前举行的一次论坛上，一位知名学者透露了相关改革的进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资本开放的时间点和路线图，要在2015年基本实现资本开放，2020年实现完全开放。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路线图”，要充分考虑开放的风险，开放还需谨慎点好。

抛开学者对于资本开放改革风险的判断，这番讲话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相比以往的讳莫如深，中国的资本开放已经有了路线图和时间表。这表明，此项备受关注的改革已经走上轨道，提上了政策的议事日程。

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安邦研究人员就已经注意到，有央行官员提出了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三步走”路线图。当时，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领衔的课题组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可分为三个时间段：短期内（1－3年），放松直接投资管制；中期内（3－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长期内（5－10年），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

我们并不清楚上述央行官员与学者先后谈到的路线图在内涵上是否一致。央行的报告更多代表课题组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未必就是最终敲定的方案。从时间安排看，两个版本的表述接近，均指向2015及2020年两个重要的时间点。相比之下，央行版本的细节更多、节奏更慢，学者透露的则稍显模糊与激进一些。

结合既有的一些动作看，中国决策层推进资本开放改革的速度可能还要更加超前。比如说在放松跨境商业信贷与对股票市场的管制方面，中国近两年来动作频频，但在计划中却是中长期的目标。在前者，深圳前海特区已开展了跨境人民币贷款的先行先试，第一批跨境贷款已经率先落地；在后者，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中国近两年各项金融改革中最闪耀的措施，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今年初在香港表示，希望QFII和RQFII投资额可扩大10倍。若这一表态得到落实，将极大地拓宽境外资本投资中国市场的渠道，可算作变相的资本项目开放。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正在进行，实际推进的速度要比设想的快很多。可能也正因如此，才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担忧，认为要注意控制相关改革的风险。

安邦的智库学者赞同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高度关注改革风险的总体基调，但在具体的风险判断上，与前述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从十年前开始，我们便主张资本项目的开放，按照国际上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中国早在21世纪初便应完成相关改革。一般而言，这一时间跨度平均为5－7年，中国从1996年经常项目开放算起，至今已逾16年，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却仍只停留在时间表阶段，这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开放红利”，但政策对此却很不敏感，严重低估开放对中国经济的社会价值。这种保守的态度正在让中国坐看机会白白流失。

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对外开放的收益与风险。可以看到，国内外市场对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期待很高，唯独卡在了政策层面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决策层的触动很大，诸多本已计划好的改革被迫延宕，但这更多基于对危机的认识不足，而盲目放缓改革的步伐。需要认识到，在金融自由度的坐标轴上，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过度自由化与监管失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回到金融危机期间，正确的决策应该是抓住机会进一步深化改革，而非慌了神，就此裹足不前。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分析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形势，我们依然坚持这样的判断：这项改革并不超前，反而大大落后了。身为全球经济体量排行第二的经济体，资本市场却依然如此封闭，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却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发生了。中国的资本开放应当加快推进，而不是保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