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分配是否公平

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特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市场主体不仅具有完全的理性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拥有完全的信息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集中关注既定社会结构下的个体行为和微观现象，新古典经济学采取了边际主义的分析方法。显然，根据边际分析方法，每个人都会理性地消费和生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也可以由理性导向一种精确的均衡状态，此时每个个体的应得份额就由他所作出的边际贡献来确定。例如，根据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原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一种生产劳务将继续使用到再增加的最后一单位劳务等于其成本之点，同时，竞争条件也保证企业家必须对他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支付一个相等于它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的数量。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所谓的公平机会而不是公平收入，在它看来，只要每个人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机会，那么，市场就会自动地激发出人的潜能，并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激励下实现与其劳动贡献相对应的报酬。

然而，社会实践的结果显然不是如此，如在受新古典主义思维支配而关注机会公平至上的里根-布什时期，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就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恶化了。1992年国会预算办公室(CEO)估计，1977年至1989年间20%最富有的美国家庭税前收入增加了77%，而最低层20%则下降了9%。同样，弗兰克.列夫在《金钱与梦想》中估计，一个有大学学位和一个只有高中毕业证的两个30岁的人，他们一生所获之差将从20世纪70年代的15%-20%扩大到90年代末的约50%。[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关键在于所谓的市场公平机会往往是对同质的个体而言的，而市场主体本质上是异质的，从而导致由供求决定的收入分配往往有利于那些强势者而不利于那些劣势者；同时，不对称的收入分配结构形成了下一次市场竞争的初始条件，从而衍生出强烈的马太效应，这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断拉大并产生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其实，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抽象的理性假设而热衷于采用边际分析，但是，这种分析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完全信息、完全理性以及生产要素能够分离且其独立产量容易界定；显然，这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少能够得到满足，从而使得这种边际分析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臆想，而不可能是真实的存在。例如，现代生产是多要素的共同协作生产，单要素的边际量根本无法分离出来。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还把一般规则下的市场竞争和交换视为是对所有人来说的公平机会，这也显然是建立在抽象的假定之上：它将经济活动的主体都视为平等的原子个体，具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具有平等的自由能力；但事实上，市场体制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市场交换机制也主要是由那些拥有更大权力的群体制定。

加尔布雷斯就指出，“经济体系由消费者（或公民）所控制，并不意味着权力得到了平衡的分配。一个久已公认的看法是，一个在选举中投票10次的公民，其权力要比在其他所有有着同等条件但只投票1次的另一个公民大十倍。同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控制着10张选票的人所拥有的权力，要比只拥有他自己那一张选票的人的权力大十倍。同样，假如一个人每年的花费是7万美元，而另一个人每年的开支只有7000美元，那么，对于生产者应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这一问题，前者所拥有的权力要比后者大十倍。”[2]这也意味着，就劳资关系而言，单个雇主的权力是单个工人的数倍、数十倍乃至千百倍。正因如此，在直接而双向劳资谈判中所实现的收入分配均衡必然不是公正的，会产生远远有利于雇主的利益分配。

在很大程度上，诸多古典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这种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性，认为诸如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动趋势根本上都与社会力量结构有关。例如，只要工人阶级的谈判力量强大了，工资就会提高。为此，古典经济学家主要采取了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平均主义分析方法，并以平均数为基准来分析个体的竞争行为和要素的流动；按照平均主义分析思维，工人工资所占份额不是固定或可计算的，而是社会力量进而是社会制度的函数。

例如，斯密就认为，工人的工资是可以变化和提高的，并把工资的上升视为社会财富增进的结果和标志；他指出，如果通过允许成立工会等法令，就可以增大工人的谈判势力，从而促进有利于工人的分配。同样，穆勒也认为，当时由雇主占支配地位的国会通过的那项著名的禁止工人联合起来的要求提高工资的“劳工法”是阻止工人阶级获得较高工资的根本原因，“这种法律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奴隶主的那种残忍凶恶的本性，尽管已不再可能公开使工人阶级处于奴隶地位”，“只要法律禁止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联合，法律在工人看来就似乎是低工资的真正原因”，从而提出“提高劳动工资，并使它维持在所希望的水平上，人们所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由法律予以固定”。[3]

因此，现实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是取决于贡献原则，而是由特定分配规则决定；同时，社会分配规则往往又是社会力量博弈的产物，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对比，从而往往有利于强势者。

即使是边际革命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很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包括工资等生产要素的现实收入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非由劳动贡献决定。例如，维塞尔提出的自然价值理论就强调，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是由效用和购买力共同决定的，而购买力不同将导致商品的价格远离其自然价值：其中，面包等必需品的价格往往是由穷人的购买力和估价决定，而黄金等奢侈品的价格是根据富有阶级的购买力来估价和支付，因而富人在消费一般物品时就不必为此支付其最大需求价格。再如，哈耶克认为，基于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为较富裕阶层提供消费品（或服务）的那些人所创造的价值通常会低于由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所表明的价值，而较为贫穷者提供消费品的那些人往往会为商品的每一美元所创造相对更多的价值；因此，与他们的应得相比，人们从市场中得到的收入是多了还是少了要视他们的产品的消费者通常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而定。

D.米勒就强调，“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市场收益不能精确地反映不同生产活动的价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各种模型也剖析了各种歧视定价，分析了力量和地位对交易结果的影响；问题却在于，大多数主流学者却把这些现象视为理所当然的，从而否定歧视和剥削的存在。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承袭了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从而接受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信条，从而也就看不到现实中的问题，看不到现实收入分配本身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