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领导的政治晋升之道

“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

 

杨瑞龙 王元 聂辉华*

 

摘要：使用2008－2011年189位央企领导的职位变动数据，本文第一次研究了作为“准官员”的央企领导的政治晋升机制。我们发现：（1）央企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增加会提高央企领导升迁的概率，并降低央企领导离职的概率；（2）拥有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身份的央企领导，有更高的升迁概率和更低的离职概率；（3）拥有博士学位的央企领导有更高的升迁概率；（4）相对于营业收入增长率，央企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没有对央企领导的升迁产生显著正的影响，这表明目前央企的发展方式仍然是“规模导向型”；（5）央企职位的经济报酬没有对央企领导的升迁产生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央企领导更像是政府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本文的研究证实，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对国企官员的晋升发挥了互补的作用。

关键词：国有企业 晋升 官员 政绩 关系

本文发表于《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一、导论

 

    最近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机制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热门话题。理解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不仅有助于分析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行为，而且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理解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国内外文献关于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因素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政绩论”，另一类是“关系论”。“政绩论”认为，地方官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政绩，具体表现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官员的晋升概率是正相关的，与官员的降职或退休概率是负相关的。薄智跃（Bo，1996，2002）最早利用1949－1994年中国省级领导人的政治流动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好的经济绩效，特别是本省上缴给中央的税收贡献，有助于提高省级领导的升迁概率。Li和Zhou（2005）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周黎安（2007）更将这一机制概括为“晋升锦标赛模式”。[1] “关系论”认为，影响官员升迁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关系网络（network），而不是经济绩效。Opper和Brem（2007）利用1985－2005年中国省级领导的数据，发现在控制了省级领导与政治局常委的关系之后，经济绩效的作用不再显著。Sheng（2009）发现，从外省调入和中央委派的干部更容易获得提拔，同时没有发现经济绩效会影响省级官员的提拔。[2]

    从直觉和感性认识上讲，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关系”对地方官员升迁的影响。事实上，薄智跃和周黎安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中央工作经历（及其反映的政治关系）显著地提高了省级领导获得提拔的概率。但“政绩论”最近受到了一些基于市级数据的研究文献的质疑。例如，Landry（2003）使用中国市长的数据，发现经济绩效（人均GDP）对于市长升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陶然等（2010）对“政绩论”提出了更全面和更有力的挑战。陶然等认为：第一，对地方官员的量化考核体系在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在全国推广，而对省级领导的量化考核体系在2006年才开始明确实施；第二，各级组织部门在提拔官员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廉”，而经济增长指标只能衡量官员在“绩”方面的能力，其他指标难以量化；第三，如果经济指标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依据，那么地方官员就有激励扭曲数据，并且通过层层加总上报的数据扭曲程度更大；第四，在介入本地经济增长的程度上，省级政府可能不如市、县政府；第五，政治关系的存在导致目前的计量分析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即关系背景更强硬的官员更可能被派遣到经济绩效较好的地方任职。如果陶然等（2010）的五个关键批评成立，那么这意味着以地方政府领导为样本的现有研究难以完全避免上述批评，即便选择近期市县领导的数据也无法解决数据造假和量化考核的难题。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目前晋升文献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本文独辟蹊径，以中国中央国有企业（简称央企）的领导为分析对象，研究这类“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我们认为，以央企领导作为样本基本上可以解决陶然等（2010）提出的五个质疑。第一，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并且将考核结果作为央企领导薪酬和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这表明央企领导了解目标考核的方式和后果，并会为了提升而努力提高经济绩效。第二，央企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主要承担经济责任，比地方政府要承担更少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因此，对央企领导的考核体系中“绩”占了更多权重[3]，更容易成为显示央企领导能力的充分统计量，从而可以减少测度误差。第三，央企规模庞大，财务制度非常健全，并且其财务数据都要接受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因此央企的财务数据以及国资委的考核结果比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更为可信。第四，与政府比较，企业领导对本单位经济绩效的影响力显然更为直接，因此央企领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企业的经济绩效。第五，尽管目前尚没有完美的方法解决政治关系导致的经济绩效和升迁之间的因果互逆问题，但我们可以使用更完善的“关系”测度。我们在文章中使用了四类指标度量政治关系：是否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是否全国人大代表，是否有中央党政机关工作经历，企业总部是否在北京。此外，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央企领导作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干部，在他们效用函数里，是政治升迁更重要，还是职位本身带来的经济报酬更重要？

    本文使用2008－2011年189位央企领导（含“一把手”和“二把手”）的数据，总共589个观测值，研究了央企的经济绩效和央企领导的政治关系对央企领导职位变动的影响。我们发现：（1）央企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增加会提高央企领导升迁的概率，并降低央企领导离职的概率；（2）拥有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身份的央企领导，有更高的升迁概率和更低的离职概率；（3）拥有博士学位的央企领导有更高的升迁概率；（4）相对于营业收入增长率，央企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没有对央企领导的政治升迁产生显著正的影响，表明目前的考核与升迁机制是“规模导向型”；（5）央企职位的经济报酬没有对央企领导的升迁产生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央企领导更像是政府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

    本文是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中国央企领导的晋升机制的文献。央企领导是隶属于党政系统的高级干部，并且与党政系统的官员存在频繁的双向流动，因此他们是“准官员”。通过将央企领导纳入研究范围，本文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丰富了我们对各类政府官员晋升机制的理解。特别是，本文以央企领导为样本，避免了以地方官员为样本的现有文献在逻辑和数据方面的缺陷。从结论上看，本文发现领导干部的政绩和关系网络都对晋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政绩论”和“关系论”是互补的两种观点。另外，我们发现博士学位对官员升迁具有显著正的影响，这是新的发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官员热衷“读博”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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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王元，中化集团信托公司；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通信作者：聂辉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E-mail: niehuihua(at)263.net。杨瑞龙感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的资助，聂辉华感谢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课题的资助。作者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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