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三种习气

   

黄仁宇认为：“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而汪荣祖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网上又盛传过某某说蒋介石“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美国人在给了大量援助后丢失了大陆，将怨气发泄在他身上，认为他既独裁又无能。其实蒋介石没有能力做到独裁或者民主。他根本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得到”过中国，何谈“丢失”？民国始终处于各路军阀、各种地方力量和各种军政势力的纷争之中。他本人也是多次下野（1927、1931、1949）。文人刘文典、亲戚宋子文都敢和他动手打架，他又有何真实的独裁权威。虽则其抗战之功历史自有公论，今且不去论起功过，单就其性情方面、习气方面做一小论，以窥其矛盾之人生。蒋介石之习气有三：将道义与江湖习气混同政治手段、将治心之儒家思想异化为笼络人心、将信仰基督不合时宜地混合进政治权谋之中。这些杂陈的习气将他的秉性搞成一团乱麻，最终构成其失败的内在原因。

 

道义与江湖义气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虽属首义党员（直接参加辛亥起义的），但是，其辈分无法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相提并论。其崛起之要诀是得到孙中山的垂青，但其崛起之关键其实是江湖义气，这多少导致他笃信江湖道义、并长期以此为政治手段。

蒋介石是行伍出身，与晚清和民国初年许多青年一样，习武的首选地是竟然是多年侵略中国的日本。若干年后，蒋介石要领导中国和他的师傅们决一死战。蒋介石多次去日本军校学习。第一次是1905年5月，蒋介石乘船东渡日本，可是这首次东渡却没有成功的进入日本军校。因为日本的军官学校当时和清朝的军机处有个协议：中国来的学生只有属于由清政府推荐的才准予注册入学。所以，没有蒋介石样的倾向于革命的热血青年的落脚之地。

1908年春，他正式注册进入东京振武学校。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入学后改名为蒋中正，字介石。1909年11月底，蒋介石从军校毕业，并在第二年初分配到新潟县高田镇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战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一六九点四公分，体重五十九点二公斤（见《蒋总统秘录》第2册)。长冈外史是这个师团的司令，几年以后，蒋介石在国内北伐中出了名，长冈外史在回忆文章中说，在东京，他曾邀请蒋和一位日本大佐一起喝茶。蒋介石对他非常恭谨谦逊，并献给长冈一个条幅，上书“不负师教”四字。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师承关系多少有些历史的反讽意味。

蒋介石第一次赴日时在东京结识了后来成为他革命的良师益友的陈其美（英士）——这是一位追随孙中山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兄陈其业，字勤士，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陈其美与蒋介石结成拜把兄弟，后来将蒋介石亲自介绍给孙中山。陈其美回上海后，参加了青帮，为青帮的重要人物。由是有了蒋介石与江湖之间的关系。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陈在上海率众起义，并派蒋介石等与驻杭州新军及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光复浙江，事成被公推为沪军都督。1912年1月14日，陈又派蒋介石等将与同盟会明争暗斗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刺死。袁世凯上台后解除陈其美军权。宋教仁遭人暗杀后陈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暗杀。刺客是袁世凯委派张宗昌找的人。张宗昌雇凶刺杀陈其美（英士），是民国继宋教仁被刺后的第二宗重要革命党人被刺案件。张学良回忆说：“陈英士你晓得吗?陈英士就是他刺杀的。他说我因为这个关系，陈立夫、陈果夫都在,南京我是去不了了，我是没法子了。”（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蒋介石奔赴暗杀现场，见陈其美暴尸在地，惨不忍睹，乃失声痛哭，悲痛之极。当时没有人敢公开露面，蒋介石不顾一切，将陈其美遗体转移到自己的住所。在陈其美遇难的第六天，蒋介石又写了一份《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将陈其美的反袁斗争做了个小结。其中说道：“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赍恨以终矣”。蒋介石又撰祭文，说道：“盟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先生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可见陈其美确与蒋介石是盟兄弟。（《蒋介石日记》）

一般认为，上海光复后的1912年1月，陈其美、蒋介石与黄郛三个浙江人在上海大铁浜45号蒋介石寓所结为金兰兄弟。他们三人中，陈其美比蒋介石大10岁，居长；黄郛比蒋介石大8 岁，居次；蒋介石居三。1927年，蒋介石曾经劝说黄郛入党，黄郛不肯。他叹道：“如果英士（陈其美)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分工合作，真乃天衣无缝。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结拜兄弟的重视。蒋介石还有张静江、邵元冲、许崇智、冯玉祥、李宗仁、吴忠信、张群、张学良等等各位拜把兄弟，但都不如上述铁三角关系的分量。这些“兄弟”或亲或疏，或反目成仇或一团和气，均为蒋介石之政治筹码而已。蒋介石发迹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这些“兄弟”使得民国俨然成为一类似黑帮混战的场所。比如，张学良和冯玉祥是拜把兄弟，他给了冯玉祥五十万块钱，促使后者发动北京政变（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黄郛夫人沈亦云说：“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沈亦云：《亦云回忆》）晚清民初的黑帮在反清革命和反袁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当革命成为混战，个人最终服从各种帮派网络关系的时候，政治也就一团漆黑了。

 

治心与笼络人心

身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本人对军校“精忠报国”、“精诚团结”的治军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而其精神支柱，早期即是“治心”，实源自王阳明一派。

蒋介石老家与王阳明老家仅隔一座山，其在大陆时期曾三次到阳明洞参悟。至于他将字号改为“中正”，有说是因王阳明心学“大中至正”的影响，未见证据。但其一生服膺王阳明心学则是事实。比如，直至台湾时期，他仍痴迷王阳明，将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且令经国也苦修阳明心学，对上马能治军，下马能治民的王阳明之“知行合一”主张体察甚深。《明史》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王阳明）者。王阳明强调“心”的重要性。所谓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蒋介石尽管在日本受到正规的近代军事教育，但是，他一直钟情于湘军领袖们的治兵思想。1924年蒋介石将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自1915年蒋介石在日本最后一次学习时，即开始读曾国藩和胡林翼的书。此时，他“遁迹东京，锐志于学，每日看书习字，皆有常课，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昕夕不释手。前在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所受课程秘本，与巴尔克战术书，靡不逐一精研。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而政治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柢也。至检身之法，专从悔字上著力，昨非而今犹未是，凡所省克，必日记手册。”(毛思诚：《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蒋介石回到东京，开始整天钻研中国哲学和军事著作，并且开始每天晚上在日记中记下白天所干的错事。”（〔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

蒋介石强调“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飨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而同治中兴与太平天国之失败“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矣。”“曾、胡、左氏之言，皆经世阅历之言，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其意切，其言简，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蒋介石所增补的“治心”一章，虽不是直接谈军事，但是王阳明、曾国藩认为的“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强调“以志帅气”、“以静制动”等等从修心养性出发治理军队的思想对蒋介石因而也是对黄埔军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4年12月14日，蒋介石还下令印发《爱民歌》，而《爱民歌》是曾国藩在咸丰八年为严肃军纪所做。蒋介石稍加修改即为黄埔军校传颂之纪律教条。

1924年底蒋介石所印发《爱民歌》基本上照搬曾国藩原文。读者也可从此处看出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源头。

黄埔版《爱民歌》全文如下：

爱民歌（此曾国藩所定也）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去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田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店铺，莫向乡民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路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要紧话，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门。

走出门来就学坏，总之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总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宁，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1925年元月2日，蒋介石又“手抄曾文正嘉言录及整理精神教育录”，以作教育材料。9月6日，蒋介石在黄埔二期毕业讲话中说“军人最要紧的是精神，现在你们将要出去教人了，最要紧的几种书籍，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本校《日课问答》，《革命军刑事条例》，《新兵精神教育问答》等书，都时时要看。”

然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阳明的心学一派曾被明朝遗民和清初士大夫认为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内在的思想根源，因为心学发展到最后成为空洞的心性清谈，经世致用的思维未能发掘出来，从而大明王朝失去了活力。而蒋介石虽强调知行合一——在民国的政治家当中，能够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写日记、做功课的没有出中正之右者，然则蒋介石的这种简单模仿多少有些造作的嫌疑。

在那个日理万机的年代，企图做成王守仁第二、曾国藩第二，奢望也太大了。况且蒋介石实在是没有理学基础，他所做的就是模仿。至于“治心”其中的内省、自为、自觉的精神却逐渐异化为对他人的笼络，即所谓笼络人心。这种私心正是导致他不能真正实现全国政治人心统一的内在原因。黄埔系的形成即是蒋介石“治心”的失败。“治心”在“大中至正”。他做不到。军校在大陆总共办了23期。黄埔系的诞生，是蒋介石在1924至1947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把相当一批革命的武装力量逐渐培养成为效忠其个人和国民党的武装力量的过程。

黄埔系之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黄埔军校组建之初，蒋介石从他毕业的学校保定军校以及其他各地陆军讲武堂、甚至日本士官学校等地挑选来的教员。二是由他们训练的黄埔学生，主要是黄埔前七期的学生。以“四一二”政变前后为标志，蒋介石利用扩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第一集团军的时机，通过发动上海的大屠杀，而树立了他个人对革命军的绝对领导。在此后的平定军阀和“围剿”红军中，黄埔系都是主力。

此后，蒋介石利用抗战的有利时机，全面提拔黄埔系干部。师级以上军政领导人，大部分来自黄埔系。黄埔系自此成为真正的国民党军队，而非国家的军队，并在随后的内战中成为蒋介石的主要力量。

蒋介石培养黄埔系是对黄埔精神的扭曲，也是对其本人倡导的“治心”的“亲爱精诚”的亵渎。尤其是内战时期，交战双方高级将领中相当一部分是黄埔学员或教员，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捉弄。

 

信仰与耶稣基督

蒋介石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充满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特色。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开始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民国外交总长、部长及众多外交人物均信奉基督，更有信奉基督的将军冯玉祥，这就形成了上层开放而下层未开放的局面。像孙中山、唐绍仪、王正廷、王宠惠、颜惠庆、蒋廷黻以及“四大家族”中的蒋、宋、孔三大家族都信仰基督教。陆徴祥、张学良后来献身基督，忏悔后半生。

蒋介石之信基督与宋美龄相关。宋母倪桂珍曾以此为条件以答应其婚事。蒋介石答曰必经亲自研读《圣经》后决定。蒋介石曾通读了《圣经》三遍，并作了大量眉批。与宋美龄结婚时（1927）蒋介石并没有信基督。1930年宋母辞世时蒋介石表示过原意受洗。当年10月，蒋介石在上海受洗。当时他双膝跪地，当牧师问他愿不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时，蒋宋美龄走过来跪在他身旁，一起说“我愿意”。

蒋介石1934年2月11日的日记，记载了他赞美耶稣的五种精神：“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日记多处记载祈求上帝的保佑。1937年8月17日的日记中他只留下一行字：“唯信仰可以移山也”。在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正酣之际，他写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28日），主帅如此，外交家亦然。许景澄曾教导陆徴祥说，“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有机会观察天主教。料将来有朝一日，你结束了外交生涯后，可能有机会进入这教会，成为这教会的入门弟子，遵守教会的内心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当你掌握天主教会的核心力量后，你要带回给中国。”所以，陆徴祥皈依基督后说他“在院中，天天为当局祈祷。……天天为国民祈祷。” 基督将军冯玉祥尝说：“基督教能救中国，但军政界基督徒不少，何以国家软弱?主要原因是没有组织起来。” 这位将军在1913年受洗的时候，他一次性的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因为人数众多，只能用消防水龙头为部下做“洗礼”。不是所有的将军都信基督。唐生智就是在军中拜佛，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为号召。可见民国信仰之乱象。

民国政治家们皈依基督可以说是民国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由此，这一群人所体现的也是率性、自为和强烈的道德意识。然而，这些宗教皈依——人性中最高层次的灵魂的归属所在——却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真正的拯救。因为即便这种皈依是真，而中国民族和文化内在的封闭性并不因单个领袖或者政治家的开放得以遽然的改变。蒋介石的信仰中混合了三民主义（这本身也是中西结合的混合物）、王阳明心学和耶稣基督，他就是整个民国精神文化层面在三千年未有之惊心动魄的变局中心态失衡的表现。但他毕竟是有信仰的，一种探索式的悲壮信仰。他的悲剧是信仰的混合导致判断力的复杂化，又在现实面前不得不运用权术，而权术在本质上是反信仰的。二者的结合导致二者都不能真正完美的实践。所以，蒋介石之失败，是信仰的不纯净和权术的不彻底。但凡其中一个做彻底了，他都不是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