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之执政精英的空谈牌坊

发布时间：2013-3-28 20:03:11 来源：腾讯博客【字体：大中小】

文祥的身体看上去相当的糟糕。

李鸿章想过去扶文祥一把，可是在同治皇帝的灵柩前，李鸿章只能远远地看着文祥的身体在颤抖。文祥现在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英武殿大学士，恭亲王奕䜣将其视为亲密的政治盟友，奕䜣遭遇罢官削爵的时候，文祥同样遭遇罢官调查。身为北京政权的高级领导人，文祥是以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推动改革的中央支持者。

文祥刚刚结束跟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的会晤，赫德信心满满地承诺一定为大清搞到最先进的铁甲战舰[A1] 。文祥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十年前赫德就跟奕䜣拍过胸脯，可是英国海军部将控制权伸向了北京，阿思本舰队最终胎死腹中。赫德现在会不会玩儿十年前的把戏？文祥希望赫德能够拿出一个详细透明的采购清单。

大久保利通的北京谈判令文祥相当的无奈，日本政客将北京政权皇权“天下观”玩儿弄于股掌之间，西方的世界观已经成为他们窃取台湾生番的王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外交政治已经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现在西方国家已经将《万国公法》奉为外交经典。一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身上全然没有东方的影子，文祥很是好奇，一场国内政治改革真令日本脱胎换骨？

岩仓具视率领的欧美使团回到东京后，大久保利通于1873年11月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立宪政体建议书》。俾斯麦的一席话令大久保利通在政治改革方面是茅塞顿开，政体乃建国之干，为政之本，至高至大，如果政府软弱无力，一切皆无从谈起。大久保利通提出，日本要想快速近代化，体制改革成为首要任务。

倒幕运动之后，明治政府的改革派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大量的武士成为浪人，社会异常的动荡，日本的政治改革路径成为明治政府的头等大事。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最得天理”，大久保利通欧美考察后的结论是只适合美国那样“无宿弊”的移民之国。君主政体易“废立篡夺”，明君良辅只能是“一时之治”，这种政体只适用民众皆朦昧无知的国家。

大久保利通一帮勋臣将政权还给了明治天皇，可是国家的管理权归谁？大久保利通认为，要保证日本的现代化进行，就要暂行专制政体，在处理百端事务，必须保证独立不羁，断然行事之权。防止民众异说导致政府丧失缓急轻重跟前进方向。根据日本的民智以及迫切的施政任务，大久保利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君主立宪，日本必须建立“强权政治[A2] ”。

文祥跟大久保利通在北京会晤的时候，日本的内政改革布局已经完成。内务省成为日本新的权力中心，内设警保、劝业、户籍、驿递、土木、地理等部门，各府县的地方长官直听命于内务省，大久保利通亲自担任内务卿。为了推动商业发展跟维护政治改革的稳定，大久保利通将劝业跟警保两个部门的行政级别提升为国家部委级[A3] 。

弱国无外交，当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奕䜣率领文祥为首的一干留守官员跟洋人谈判，英法两国的秘书翻译都能咆哮会场，一直生活在儒家思想氛围中的文祥一行相当的惊悚，小人物的不可理喻背后，英法枪杆子的强权外交是重要保障。大久保利通一帮人照猫画虎搞改革，国内还一片动荡，枪口就对准了中国，中国进一步的富国强兵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在大清帝国已经有超过十年的争议了。当年奕䜣为了将军权收归爱新觉罗皇族，打造帝国海军舰队，图谋直捣南京剿灭太平军，遗憾落入伦敦政客的圈套之中。随后，在不动摇政治根本的前提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开始尝试军事工业改革。国家资本在官僚化的衙门运作模式下，渐渐成为汉族武装集团集权的工具。

文祥在给一份报告中感叹：“十余年来，迄无成效，鄙弃洋务者，讬空言而无实际[A4] 。”在文祥看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国有资本改革路线已经成为空言。内阁大学士宋晋发现了马尾船厂的腐败，在1872年掀起了一场军事工业反腐运动，李鸿章、左宗棠想方设法将将民营资本引入改革之中。文祥相当清楚汉族武装集团的算盘，他们是要通过民间资本来接盘脆弱的国有资本改革，在没有解决国有资本存在的腐败跟资本低效率等根本问题之前，用民间资本改革来搁置改革争议，最终以轮船招商局的设立化解了国有资本的反腐风暴。

轮船招商局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冲锋号。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组建了董事会，试图让轮船招商局按照现代化公司治理。不难看出，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形成三股势力，董事会中唐廷枢、徐润代表了民营资本利益，朱其昂代表了漕帮利益，盛宣怀代表了李鸿章为首的政府利益。民营资本很快就发现“官督商办”成了枷锁，官权太重，政府干预太多，李鸿章他们经常对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指点江山。

文祥是帝国民营资本回归的见证者。

在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前，在民营资本的推动下，江浙地方官员曾经出台过红头文件，欢迎民营资本进入航运领域。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红头文件难以挽回失去的政府信用，当权者的权力跟情绪无法有效约束，往往导致民营资本没有安全感。加上连年的战争跟赔款，国家的税赋越来越重，民营资本只有依附在洋商旗下，逃避税赋寻求资本的避风港。

“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吸引了大量的民营资本回归，民营资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在不干涉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的情况之下，企业可以打着政府督办的旗帜开拓市场。李鸿章很快就发现改革变味儿了，轮船招商局为了争夺市场，政府将漕粮运输业务划拨，可是在具体的运作中，掌握漕粮划拨、调度大权的地方官不断往轮船招商局塞人，招商局难以拒绝。

轮船招商局到1874年已经成了政客们的角斗场。

金安清，国子监高材生，曾经深的林则徐赏识，一度为曾国藩的幕僚，对经济相当的了解。宋晋掀起的国有资本反腐风暴后，汉族武装集团群起而攻之。反腐风暴平息后，金安清成了宋晋打入汉族武装集团的棋子，因为宋晋在宗人府工作期间，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关系密切。1874年9月，宋晋趁广东商帮卷入军机泄密案期间，举荐金安清进入招商局。

文祥现在对帝国的改革相当的失望，作为帝国改革标杆的轮船招商局，早已没有按照现代化公司去运作了。李鸿章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一封家书中抱怨，轮船招商局的四位董事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各有私意，总局、分理处都是唐廷枢跟徐润的亲信，盛宣怀跟唐廷枢“不甚相洽”，1874年一度游说长江中游各省的商人，“欲与商局外另树一帜。”

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风云变幻的武士动荡，大久保利通依然能有效地推动日本的改革，可大清帝国现在是海晏河清，改革却是举步维艰，文祥内心的焦灼可见一斑。身为中央领导人，文祥内心是相当的无奈，他感叹大清帝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甚至不少的官员一提到改革，就为之色变，视办理洋务为畏途。

“日本一小国尔，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两只，竟敢籍端发难。”文祥通过跟大久保利通的会晤，越发感到改革的重要性，沈葆桢身为福州船政大臣，马尾船厂也制造了超过十艘的轮船，那些轮船根本没法同日本的铁甲船抗衡[A5] ，沈葆桢带领的淮军不能开战，只能以巡阅的名义，吓唬远道而来的日本兵。

大久保利通进京期间，李鸿章已经了解到文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时的同治皇帝也已经病入膏肓，爱新觉罗家族为了皇位的争夺已经白热化，同治皇帝跟慈禧太后联手唱出了恭亲王罢官的双簧戏，文祥身为奕䜣的政治盟友，在宗人府调查奕䜣期间，不难想象文祥内心的无助跟惶恐。李鸿章心里岂能宁静？

改革就是一场利益的重组。

满洲八旗入关，一个以满洲、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军事集团，天然地成为中国最具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太平军席卷大江南北，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迅速崛起，枪杆子里走出的武装集团打破了满蒙垄断格局。李鸿章相当清楚，一场以不调整权力结构为前提的改革，满蒙军事集团将侵吞改革成果，最终两大集团别无选择，只能用最无奈的战争来进行利益再分配。

奕䜣是满蒙集团内部少有的智者，他团结了以文祥为首的一批八旗精英，他们清醒地看到大清帝国的致命问题，满蒙集团掌控着垄断社会资源，鲸吞国家各个阶层的利益，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精英阶层腐败丛生，社会两级分化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终导致社会骚乱不断。

文祥痛心疾首，满蒙集团的绝大部分精英们现在抗拒改革，垄断了几百年的资源跟利益，岂能拱手相让？见证了英法联军枪杆子威力的文祥明白，掌握了枪杆子的汉族武装集团不再是可肆意欺凌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会容忍满蒙集团侵吞他们的利益，为了让太平军之乱不再上演，满蒙集团必须在改革中跟汉族武装集团进行利益重组。

大清帝国的权力中枢正在上演俄罗斯套娃游戏。不断的战争令爱新觉罗家族的精英们闻风丧胆，可是权力的欲望跟诱惑又令他们如痴如醉。咸丰皇帝去世的时候，以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帮亲王、军机大臣为首的满蒙执政精英，将六岁的同治皇帝推上龙椅上。很快，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为首的一帮满蒙精英发动政变，在同治年间上演“叔嫂共和”，打破了君主独裁的政体。

“叔嫂共和”的执政格局是一种皇室跟政府相互制约的联盟关系，新的执政精英一直在强化自己的利益。早在1865年4月1日，慈禧太后就开始向重用汉人的奕䜣发难：“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D6] ！”奕䜣突然起身，慈禧太后以奕䜣欲袭击她，褫夺奕䜣的“议政王大臣”封爵。在满蒙精英集团中，身为亲王的奕䜣依然拥有竞争皇位的实力。同治皇帝早逝，满蒙精英集团中的皇室精英相当的恐慌，一旦奕䜣坐上了皇帝宝座，帝国势必重回君主独裁时代。

在修复圆明园的问题上，奕䜣遭遇罢官削爵，文祥身为奕䜣的政治盟友，同样遭遇罢官调查。文祥有超强的政治敏感，一旦奕䜣坐上皇帝宝座，为了削弱满蒙精英集团对政权的控制力，奕䜣一定会利用他一贯支持的汉族武装集团来制衡满蒙精英集团，这是满蒙精英集团不能容忍的，他们需要寻找一个赢弱的君主，为继续进行集团化执政铺平道路。

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成了幸运儿。载湉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理论上没有机会成为接班人，当时恭亲王的儿子载澄二十一岁，一直陪侍同治皇帝，可是醇亲王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皇室精英们自然不会选择载澄。花花公子载澄被慈禧太后指控带坏了同治皇帝，更重要的是载澄一登基就亲政，加上有强悍的亲王父亲，哪有四岁的载湉容易控制呢？

登基的皇帝越来越小，满蒙执政精英集团对皇权的操控越来越严。奕䜣一夜之间罢官削爵的背后，文祥真切地感受到小皇帝，大集团控制的政治恶果。随着执政精英集团的膨胀，改革势必会导致权力部门，部门集团化，集团利益化，最终导致利益越来越向执政的精英集团集中，社会分化更加严重，甚至将汉族武装集团推向北京的对立面。

文祥决定给新皇帝光绪写一封秘密报告。

“溯自嘉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D7] 。”文祥在给光绪皇帝的秘密报告中详细回顾了西方列强图我中华的经过，康乾盛世早已成为昨日记忆，战争的硝烟跟不平等的合约令爱新觉罗王朝蒙羞，那个金戈铁马的盛世王朝已经成为任人欺凌的羔羊。

没错，乾隆皇帝年间，英国全权使臣马戛尔尼希望帝国划拨一岛屿，照例葡萄牙租界澳门模式，租界给英国商人用作贸易，英国人的请求被乾隆皇帝拒绝[D8] 。到了嘉庆皇帝年间，英国再派使团，再提租界岛屿一事。到了道光年间，英国人的大炮摧毁了帝国的防线，甚至烧毁了圆明园，先是强迫开放通商口岸，再到内地买田置地，他们依靠的是尖端的武器，先进的航海技术，在养精蓄锐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欺凌中国。

当咸丰皇帝在承德气急吐血而亡，令整个爱新觉罗家族极度震惊，西方船坚炮利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强大的基因？“叔嫂共和”期间，奕䜣对欧美国家基因有着强大的好奇心。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奕䜣立即吩咐文祥寻找可靠之人，随赫德一行远赴欧洲考察。在文祥的精挑细选之下，63岁的斌椿成为西洋考察团长。

斌椿西洋考察团是一个纯正的满蒙精英最外围的阶层。斌椿跟他儿子广英是内务府包衣，隶属于正白旗汉军，在咸丰年间因为捐助赈灾，获得了副护军参领衔，在山西襄陵县知县任上生病，后来在总税务司当文书，广英也以内务府翻译的身份服务于总税务司。斌椿考察团还有同文馆的三位学生，分别是正黄旗蒙古籍凤仪，镶黄旗汉军籍张德彝和彦慧。

1866年3月7日，斌椿西洋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历时四个月，走马灯似地考察了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11个国家。考察团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瑞典国王、德国宰相等欧洲国家元首、政要的接见。在都柏林期间，德国宰相俾斯麦主动拜访了斌椿，遗憾的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正忙着跟奥地利打仗，王妃在皇宫接见了斌椿一行，并将斌椿考察团称为“中国天使”，欧洲的报纸极力渲染中国考察团的欧洲之行。

斌椿回国立即向总理衙门进行了汇报，考察团对欧洲的造船、铁路、纺织、电报、电话、钢铁、煤矿、军工等多个产业进行了考察，遗憾的是斌椿在报告中都是蜻蜓点水，沉溺于欧洲的壮丽辉煌的宫殿，巍峨秀美的山川风景。斌椿拒绝穿上采煤工人服装下到矿井之中，却乐意为美丽的少妇作中国古体诗[D9] 。

文祥万万没有想到斌椿将自己的欧洲之行塑造成了勇闯蛮夷之地的士大夫英雄，技术、制度、文化全淹没在华丽的诗词歌赋中，英国女王的舞会成了东方神话中的瑶池夜宴。看完斌椿的汇报文字，欧洲的一切风物人情，在华丽的词藻中全是挥之不去的东方神韵，那位下令向中国开炮的维多利亚女王，俨然就是紫禁城内慈禧太后的影子。

当年19岁的张德彝令文祥刮目相看，当考察团长斌椿沉溺个人英雄主义之中时，张德彝对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排水、公共厕所、公园等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对地铁、自行车、火车、电梯等现代技术兴趣浓厚。在伦敦考察了英国议会，还专门旁听了英国法庭审案，为英国的刑讯体制折服。为了比较欧洲议会制度，张德彝还特地考察了法国议会制度，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

“各乡共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英国的议会在斌椿的报告中就这么了了几笔，让文祥相当的失望，远没有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徐继对英国议会研究的深入，徐继在《瀛寰志略》全面阐释了议会的结构跟权力，英国的上议院为“爵房”，代表主要是统治阶级贵族，下议院为“乡绅房”，代表主要为乡绅跟平民。

张德彝通过研究发现，那些乡绅平民的下议院议员们拥有立法权、财政和监督权，那些贵族精英们权力相对受到约束，他们只拥有限制级的立法权跟司法权。英国的君主的权力也会受到约束，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君主都要遵循法度，议会拥有赞成跟否决君主、内阁所有提案的权力，君主必须遵循上议院跟下议院讨论通过重大决策、制度[D10] 。

1866年斌椿考察团更像是一个旅游团，文祥为首的执政精英难以掌握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精髓。1871年，因天津教案，张德彝跟随赔罪使臣崇厚再度欧洲之行，发现推行军事铁血政策的俾斯麦已经成为德国的英雄，专制的拿破仑三世已经成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张德彝惊奇地发现，内政民主、军事强权的德国终极目标是法国的金银跟丰富的矿产资源。

手握张德彝的两份欧洲报告，文祥进行了深度的研究，欧洲疆域不大，国家众多，即便是比利时、丹麦这样的小国，都有尖端的武器，强悍的军事，先进的技术。欧洲各国强悍的背后，现代工业跟金融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君主不再是万能的主宰，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民主的议会。大久保利通说得没错，明君良辅只是一时之治，欧洲的富国强兵经验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基石。

大清帝国利益集团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尖锐，执政精英跟商业精英的对立越来越突出。化解精英阶层的对立，确保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西方议会制度为大清帝国提供了范本。“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D11] 。”文祥给光绪皇帝的秘密报告中说，西方国家的两院议会制度在中国实施很难，但是可以尝试。

身为中央高级领导人，文祥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颠覆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专制政体，这可是执政精英第一次提出如此大胆的政治体制改革方略，一旦推行议会制，皇权将受到约束，满蒙精英集团的利益将进行彻底重组。光绪皇帝一个四岁娃娃，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文祥的这份秘密报告自然是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蒙执政集团。

文祥在秘密报告中说，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要。那么大清帝国的元气到底伤在哪里？独裁专制？贪污腐化？离心离德？俄国虎视新疆，法国惦记云南、广东，英国更是由印度进入西藏、四川。在文祥看来，欧洲列强得寸进尺是摸准了国民人心向背，朝廷要想富国强兵，政治改革才能重拾民心。

思想家跟商人对文祥的改革方略相当的激动。

游离欧洲的王韬对民主政治具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民主之国的一国之主是人民，“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D12] 。” 王韬理想中的议会制民主是国家有事，无论是贵族议员，还是平民乡绅议员，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见，最终通过投票表决，表决通过的议题才能在全国推行，如果没有通过，君主也不能强力推行，君主只是总领议会之大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的推行是国富民强的政治保障。王韬游离欧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小农经济离强国之路还很遥远，中国要富强必须开发铁矿、煤矿、金矿，在推行重工业改革的同时，引入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技术，在羊毛，棉布、丝绸纺织业方面加大现代化力度，同时发展海陆交通，造轮船、建筑铁路。将国家资源跟资本进行全面结合，才能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因军机泄密案，满蒙执政集团彻查军机泄密案的背后，就是要敲打广东商帮背后的汉族武装集团，广东商帮在舆论方面一段时间内相当的克制。广东商帮的笔杆子郑观应跟王韬过往甚密，现在文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略，他们看到了改革背后的商机。一直图谋舆论话语权影响政治决策的广东商帮，岂能错过北京方面的改革良机？

郑观应一改往日的犀利，他认为，现在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列强盯住的是中国丰富的资源，现在北京方面已经很难阻挡他们通商的势头，这就势必需要按照国际公法进行外交。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证实弱国无外交，要想得到公法平等的外交、通商之权，就一定要国富民强，国势才能得到伸张。郑观应理想之中议会民主才是富国之正途：“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D13] 。”

商人突然热衷于政治改革，真正的目的莫过于两个字：生意。郑观应通过对英国、美国、法国的政治改革比较发现，英国通过议会制集思广益，兴海运雄霸全球；华盛顿设议会力挫强英；拿破仑穷全民之智力，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民主可以集天下之智慧，百年之内欧洲轮船驶于重洋，火车驰于陆路，电线遥接于万里之外，交通、通讯技术的提升，纺织、矿山、军工、金融犹如鬼神之助[D14] 。

民主制度之下的文化、法治、技术、金融才能完美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生态体系，现在中国依然是在官僚控制之下的局部改革，随着民营资本深度介入改革，势必会重组、侵蚀满蒙执政集团的固有利益，满蒙执政集团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庇佑于欧美资本之下的买办商人们跟官僚合作，在法治、信用缺失的政治体系之下，商人们自然希望中国政治跟经济改革同步，建设一个法治、民主、诚信的商业环境。

李鸿章对文祥的政治改革方略没有商人跟思想家那么乐观。在给沈葆桢的一封私信中，李鸿章讨论了文祥在英国定制铁甲船的计划，这个计划跟沈葆桢之前的提议如出一辙，不过海防问题并非铁甲船那么简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李鸿章感叹到，现在文祥主持国防改革之论，但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文祥提出了一大堆的改革方略，可能只是为身后立下改革牌坊的空谈而已[D15] 。

[A1]《李文忠公选集》

[A2]《大久保利通文书》大久保利通著昭和三年

[A3]《日本国家史》中村政则著

[A4]《续碑传集》卷7 缪荃孙编

[A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

[D6]《大清穆宗毅 (同治) 皇帝实录卷132

[D7]《清史稿》列传173

[D8]《暗战1840》下部李德林著

[D9]《乘槎笔记》斌椿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

[D10]《航海述奇》

张德彝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

[D1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