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天下主义，融入世界潮流

所谓天下主义，大致说来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文明之间的冲突淡化而融合加强，不同地域的人们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并且择优而从之，从而造成文明之间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套道德秩序，一旦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就诉诸于这套规则进行解决，从而从根本上摒弃掉战争这一手段。即使是不同的宗教也可以和睦共处，甚至彼此交融和相互同化。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天下主义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区域广泛。

先看佛教，佛教则追求纯正完美的解脱道和烦恼及苦的止息，具体说来就是四圣谛：苦，苦集，苦灭，灭苦之道。换言之，佛教其产生就是为了解决天下众生烦恼，这本身就是一种天下主义。这种追求集中体现在“普度众生”的追求上——所谓“普度众生”是佛教中大乘的核心思想，《无量寿经》卷下有云：“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渡脱一切众’。”佛教认为天下芸芸众生，营营扰扰，漂泊于烦恼苦海之中无有出期，为了众生脱离一切痛苦，于是除学人自身刻苦修习外，还为不同根器的众生，分别演说不同的法要，使众生证悟真理，达到涅槃彼岸，让众生都能过着安宁和乐的幸福生活。为此，佛教提倡净化人间、多做善事，帮助许多人脱离苦难的一贯宗旨。就是自己成道只是小道，要成大道就必须帮助众生得道，在佛教中称为“渡”，（其实中国的道家也有此思想），渡到哪？在佛教中有一个词叫作彼岸，我们人所处的是此岸，菩萨和佛的境界一个大的范围称作彼岸。凡是成菩萨成佛的任务是帮助众生“渡”到彼岸，这就是本人理解的普渡众生的含义。 为何要渡？因为众生本就是佛，众生皆有佛性，只有普渡众生才能在这一过程中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佛。这正是一种由人及己又由己及人的天下主义

再看伊斯兰教。所谓“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公元七世纪由麦加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兴起，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的古莱什部族人穆罕默德(约570～632，阿拉伯文儆）所复兴。公元七世纪至十七世纪，在伊斯兰的名义下，曾经建立了倭马亚、阿拔斯、法蒂玛、印度德里苏丹国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这些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都已成了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却始终没有陨落。起初，伊斯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宗教，接着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精神源泉，然后又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发展着，乃至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这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将中东原来八百多神祗统一在“真主”麾下，使其松散的部落文化联合起来，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征战、商业、政治、移民等）使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交流。在教义上，伊斯兰教有着极强的“天下主义”观念和包容性，其信条的简洁明了，召唤人类信仰应受崇拜的独一的造物主——真主。伊斯兰同时不断地教导人类应用智慧和观察的能力来认识真理。所以，不同的民族，在伊斯兰教的感召下，哪怕有着偌大的差异，也会团结在一起。比如在当时被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虽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但是通过穆斯林的经商，经济很快发达起来。埃及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只要缴纳少量人头税就可以保持信仰，所以几乎没有发生宗教迫害的事情。

伊斯兰教不仅在教义上主张天下主义，而且在传播上也实现了天下主义，因而不仅在中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都有广泛传播。就信仰人数而言，伊斯兰教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宗教，超过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2000年，世界穆斯林的人数首次超过基督教徒；到2003年，它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德国和英国的第三大宗教；按现有速度发展，到2023年其教徒总数将超过其他任何宗教。现在，美国的穆斯林已经超过“新教圣公会”的教徒，很可能在10年内变成第二大宗教团体。美国有穆斯林1000万，清真寺3000多个。英国有300多万穆斯林，清真寺2000个左右。德国有400万穆斯林，清真寺现在已经超过2000个。欧洲的”伊斯兰化”这个现象已有很多报导——现今有五千二百万的穆斯林在欧洲。德国政府说这个数字预估在未来的20年将会倍增到一亿零四百万的总数。

再看基督教。耶稣主张超国家主义。超国家，不是无国家，而是使一切国家得有其共同的事业、友谊的关系和统一的标准。这一点，谭嗣同在其《仁学》中有这样的描述：“耶稣之天国，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质言之，无国也可也。立一法，不唯利于本国，必无损于各国，使皆有国。创一教，不唯可以行于本国，必合万国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换言之，基督不是犹太人的神，而是天下人的神。人间有国、有家、有种族区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在基督徒看来，人心常向着超乎此种限制的精神境界发展，此即天下主义精神。上帝子女所有的团契，惟以爱为法律，以耶稣为导师——那就是天国。以人为人，不问种族的差异。人间有残杀，须建一不残杀的人间。这世界，充满了残缺纷争，而在天国里，却是悲天悯人。世界不合理，故要有一个合理的世界。按基督教的看法，“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无穷竟！阿门。”

这种天下主义是以基督教人性论为前提的。基督教是由超世界进入世界，要用超世界的生命力拯救现世界。上帝是父，人类是兄弟。这是世界主义的基本概念。从广义方面说，基督教无国界，无种族界，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都是弟兄姊妹。虽有形貌上的不同，风俗习惯上的殊别，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在要求、愿望、喜惧、爱恶、理智、情性等等上，莫不相同。人类同祖同源，这是天下主义的根据。人类同祖同源的根源又是上帝。世界缩小，人群多接，伦理范围自然要扩大到世界人类。上帝为父，人类都是兄弟的伦理，自是人类必需的理想，必需的伦理。

就中国本土而言，天下主义观念也源远流长。古人认为，地在天之下，所谓“天下”就是大地。司马迁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天下”既表示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也体现人们想象中的世界图景。《诗?小雅?北山》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反映了这种眼界。钱穆认为，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即是整个世界，即是整个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世界中的整个人类。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把其对于全中国的统治视为对“天下”的统治。从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看，“天下”有“中国”与“四方”之分。在中国早期的文明发展中，发源于黄河流域一带的文化较为发达的华夏族，以为居天下之中，故自称“中国”，而对于四周文化比较落后的部族，则称之为“四方”。当然，“四方”中的每一方都包含许多部族，这样一来，“天下”便隐含着“中国”与“四方”的互动关系。因此，按照中国古人的眼界，“中国”与周边部族或国家是共处于“天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非单纯的地缘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古人认为，区分“中国”与“四方”的并非自然和地理边界，而是文化，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文化主义的标准构成了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个重要内涵。与此相应，中国政治哲学思想认为国际关系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也应如此。“和合”文化是理解中国战略文化和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一把钥匙。具体而言，在对世界本质的判断上，“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都充满了“理想主义”，而重视实力与冲突的法家思想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政治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联，“仁”处于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地位，过分强调权力的“霸道”思想多数时候只能居于推崇道德力量的“王道”思想之下，而“王道”的主旨是讲究君臣民之间的和合以及华夷之间的共处或融合。在对人类前途的态度上，无论是孔子的“修德来远”，还是孟子的“用夏变夷”，都相信后天的学习能够教化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播可以改变狄夷的落后状态和国际关系的不平等状态，促进天下一统。虽然“和合”文化并不排斥权力的作用，但主张权力要克制，要服从道德的制约。总之，“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理念的精髓。也因此，李慎之先生断言“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汤因比也曾说指出：中国自汉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的文化。

而近代中国所以天下主义消亡，民族主义兴起，其原因在于外敌入侵——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是也。但这种民族主义也是防御的、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中国民众、免遭亡国灭种恶运的民族主义，它是用来对付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在世界上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同时声明自己“永远不称霸”。因而，一旦民族危机解除，这种民族主义就会让位于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天下主义——这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十九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说也就是全球主义。”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家庭、国家、私有制的消亡》一书中曾预言：“家庭、婚姻、国家、私有制等不过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而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全部状态及永恒状态。家庭、婚姻、国家、私有制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终将趋于消亡。”这正是对天下主义肯定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