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难题求解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刘远举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原文发表于：FT中文网

由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不同户籍人群享受的 社会保障、教育等相关权益差异很大。外来人口虽然在当地上班、纳税，子女也在当地接受教育、甚至出生，但是，他们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当地人。这种非法律认 可，但事实上的当地人状态，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权益差异和权益之争，异地高考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

身份赎买

各地的异地高考准入标准，都需考生父母有稳定的工作，固定居住地，缴纳社会保险等，这意味着这些父母已经在当地完成了“身份赎买”的过程。所谓身份 赎买，即外来人员通过既定流程，交纳个税、社保，取得当地高等级居住证，进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当地户籍权益。如果撇开对户籍制度的批判，以实然的态度承认 户籍制度已在历史中盘根错节，从避免了取消户籍带来剧烈变动和户籍实际价值的耗散的意义上看，这种赎买，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实际上，外来人口对身份的赎买，本身就是一个地区身份价值的来源。作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进行的身份赎买，让当地身份的价值从无 到有。而诸如上海这类老龄化城市，在现收现付的社保压力下，放宽对外来人口的身份限制，实质上就是放开对身份的赎买，进而维持上海本地身份的价值——高社 保供给。如果给一个形象化的场景的话：一个有着养老、医疗压力但无需教育资源的上海老人，通过出卖自己身份下的教育资源换取了医疗资源。所以，从表面上看 来，身份赎买从数量上稀释了当地身份，但实际上却使身份的含金量增加。

模糊的道德性

如果赎买来的身份权益可以被子女所继承，从而获取异地高考资格，那就意味着异地高考所倡导的高考平权是以一种吊诡的方式进行的：它不是按学生的品 德、智力、成绩，而是按父母的能力来判断！这种平权的逻辑起点暗含了一个陷阱：如果受教育权利是青年人无差别的权利，那父母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强弱，为 何可以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权？明明是一个成年人的权利，为何要追溯到另一个成年人的经济状况？

异地高考的道义和法律模糊性正在于此！好的社会改进必须满足价值观的合理性、符合程序正义、满足逻辑自洽。对于异地高考的呼声，即使撇开道德和动 机，但如果不讲公民权利的逻辑起点和程序正义，仅庸俗的以对当地的贡献来确定公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那是否意味着异地高考资格可货币化，并由当地政府出 售？

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异地高考的一个可能后果是：为了避免大城市的录取率下降，增加当地的招生投放，同时减少其他地区的招生，这就会进一步加重其他地区的高考难度，伤害当地考生利益。

公民权利？地方福利？

从本质上看，围绕高考平权的争议在于，“地区性高考优势”到底是权利还是地区福利？

首先，和高中教育这类明显的地方福利性不同，在中国，大学教育是实现城乡身份转化的一个节点。中国城乡居民存在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而高等教育 则是转化这一身份的门槛。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不单单是一个经济权利，更是一项政治权利，而公民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虽然目前涉及教育的 法律规定中，虽未提及户籍和地区间的平等，但这不意味着户籍和地区可以用来划分权利，因为户籍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宪法的概念，不可能出现在法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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