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失败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触发点

改革失败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触发点

徐明天

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死克中国的官僚体制，认为它是中国的万恶之源，改革就是要铲除官僚体制，复辟官僚体制不是改革，不触及官僚体制的改革，也不是改革，改革也不会成功。我认为，不愿中国沉沦的人们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奋起呼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是彻底的改革。

这段时间，关于改革大家都在谈法国大革命。中国目前的情况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基本相同，特权阶层的为所欲为，已经天怒人怨，但要改革掉特权阶层，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就只有革命。现在有一种观点，革命是不可能的，现在是高科技时代，谁敢革命？谁能革命？另一种观点，革命是最坏的结果，对经济和社会是一种摧毁，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好处，革命对革命都也不能带来利益，而是创伤。因此绝不能革命。

不能改革，又不能革命。特权阶层想以此继续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而中国特权阶层就是中国的富豪官员们，这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现在警告，中国只有走改革的道路，官员们主动放弃特权，如果你们不放弃，人民一定革命，就如有人所说，文革一来，就会剥了贪官们的皮。中国的社会矛盾就是到了这样的程度。

法国大革命是改革失败的产物。

最近我正在读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著作，读魁奈和杜尔哥。魁奈是法国路易十五的宠臣，他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马克思称他是将政治经济学建立成为一门科学的人。杜哥尔曾经担任法国财政大臣，被马克思称为“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

当时法国正在处大革命的前夜，在之前的100年里，法国封建剥削的加重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法国农业极端衰落，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危机，他们他们创建重农主义。

从经济学而言，两人的贡献是提出纯产品理论，也就是剩作价值理论，第一次提出了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土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财富的再生产和分配。他们的研究认为封建地租过多地占有“纯产品”,不只是分配的不合理，还扼杀了再生产。以此理论考察，中国的房地产就是一种超级地租，不只是带来了分配的不公，而且扼杀了制造业和其他产业。他们的结论是分配不公，必然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可能引发革命的到来。法国当时的分配不公是贵族享有太多特权。

魁奈和杜哥尔的可贵之处，他们不只是理论的创建者，还是改革的实践者，都利用自已在宫廷的地位和影响，实施改革。杜哥尔曾任里摩日州州长，任职期间多次实行整理赋税、废除徭役的重大改革，这个期间他写了大量关于经济问题和经济改革的文章。路易十六即位后，杜哥尔任海军大臣和财政大臣，1776年初他撰写了6个关于财政改革的法令，被马克思称之为“杜尔哥试图预先采取法国大革命的措施”。这些法令虽经国王同意，枢密院也通过，但议会却不予备案，最后还是国王迫使座谈会服从才得以施行。为缓解财政困难，杜尔哥于1775年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计税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所有等级一律照章纳税。1776年初，废止酒类专卖制，允许自由买卖。他还准备进一步规范财政、税收秩序，内容包括节约行政开支、成立贴现银行以便在政府财政危机之时提供应急资金等。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这些机构中云集着拥有特权的“穿袍贵族”，他们担心改革会触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极力抵制杜尔哥改革并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务，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

对于这一“黄金时代”的速生速灭，伏尔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远也不能平静”。

从杜尔哥的改革和失败，我们看到了三个问题

一，中国的改革面临同样的课题。

在杜尔哥的经济改革思路中，农业纲领实际上便等于全部经济政策的总和，这一政策纲领并未考虑过任何非农业主导型的社会，也不会适合任何其他类型的农业社会。这些有知识、有活力的农户并不一定就是土地的所有人，但和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他们的经营不受地主的一切干预，只是从地主那里长期租赁大片土地，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耕作。公地应该取消，也象其余土地那样分给个人；封建权利和义务应予以废止；同样要废除妨碍产品出售的内外关税以及有可能打击生产积极性的赋税，这就是为什么要征收单一税并由地主阶级支付的原因。在杜尔哥的纲领中，乡村似乎要分解成为一大群繁荣兴旺的企业，听由他们自己活动，按高价出售，热闹非凡，自身充满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

平均地权，向企业和人民减赋也是中国改革需要解决的尖锐问题。如果，中国财政将减少30万亿的土地差价和大量的税收，政府和官员如何承受？

二，改革是毁灭“旧制度”。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杜尔哥是在向一个已经遭受毁灭性挫折的“旧制度”提出一种在理想化的外壳下包含着唯一可能的拯救性要素的一揽子改革纲领。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把人民推向市场，而官僚体制仍然庞大，特权阶级企图从市场上掠夺更大利益，社会矛盾将更为激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问题更严重。

三，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平均主义和幸福主义是此一改革纲领中的两大支柱性要素。这在旧制度时期是不具备可能性的。在旧制度中，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对旧制度的冲击本身都是一桩偶然事件。封建武士阶层取得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主要隶属于军阀和贵族地主阶级的君主在此一时期仍然是社会体系的中枢。而杜尔哥的经济变革如果要获得推行，则不得不依靠君主的权力支撑，此即所谓的“王室特权”，这意味着君权的支持度将仅仅限制在贵族允许的范围内，即限制在改善王室财政状况的技术性范围内。同时，此一时期价格发生剧变，货币购买力急速下降，许多本来如果仅仅让基本过程起作用的话是渐变的事情，通货膨胀。农民不得不寻求反抗，结果到处爆发了革命和骚动。加速封建主义的灭亡。

无论是君权还是杜尔哥本人作为其首领的行政机器，都从精神上和实质上无法为杜尔哥的经济改革纲领提供起点上的支持。在法国，恰恰是日后的大革命才终于唤醒了大众支持和民族情感在社会实在层面上的运行。大革命建立在杜尔哥经济变革失败的基础之上。

现有的体制内能够产生改革的动力吗？中国的杜尔哥会不会遭遇政变？中国的改革前景令人担忧。

但请记住，改革的失败就是革命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200多年前，法国的改革家们将中国作为一个研究的范本。两名来自北京的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杜尔哥建议政府挽留他们一年，他们将中国的情况向法国的师生们作报告，杜尔哥还为这些报告写了总序。而魁奈不但重视中国，还写了一本《中国的专制制度》的书。

200多年，法国大革命又成为中国的参照体，处在革命的前夜。我们不禁 感叹历史的绝妙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