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经济学人主导下的教育扭曲

海归经济学人主导下的教育扭曲

当今海归经济学人的行为充斥了功利主义，相应地，由其主导经济学科研以及教育改革中也存在着众多教育以外的因素。事实上，大量的事实表明，那些主导教育改革的海归经济学人总体上主要在作两件事：抓权和挣钱。其中，抓权主要体现为快速更换原行政领导层，换上与其保持学术思路一致的海归经济学人或归附的少数旧僚；不仅与其思路不一致的旧僚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出单位，而且与其思路不一致的青年学子更是根本进不来。挣钱则体现为将几乎所有的精力用于创办MBA等盈利性项目上，市场和产业成为经济院校发展的根本导向；即使所谓的理论研究，主要就体现在：通过高额奖励来激励在国外刊物或《经济研究》等上发表文章以应排名之需，而对基础性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那些批判性理论则是根本不屑一顾。事实上，由海归经济学人主政的那些经济院校，几乎都只开设“三高”以及数学工具之类的课程，而思想史、方法论、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人文性课程则几乎全被抛弃；这些院校老师发表的文章几乎都集中在数学模型或计量实证方面，而很少有思辨性和反思性的文章出现。

事实上，国内各高校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为了实现这种政绩目标，各个主政者都大肆采取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的策略，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以用到学术研究中。例如，国内某经济学院2007年受聘的海归院长为了拼业绩，上升后马上将发表在一类经济学刊物上的论文奖励额在原先的1万元基础上翻倍，半年后再次翻倍而达4万元。2010年通过香港的猎头公司巨薪招聘的新任海归院长上任后也马上着手制定提高这些一类刊物的奖励金额，他甚至宣称，只有英文文章和国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这些一类刊物上发的文章才得到承认，至于《新华文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刊物上的文章都无法得到经济学的公认；因此，那些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学人想要获得教授职称，就只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试想，在这种学术制度的激励下，这个学院还有什么学人会从事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学术的反思吗？

同时，海归经济学人不仅控制和主导学校的主要学术岗位，而且还左右了整个经济学的评价体制和经济学导向，凡是不遵行这种评价体制和研究导向的经济学人就会被视为“落后”而出局。在这种情形下，绝大多数人都出于功利的目的而适时地进行学术转化，那些还保留一些清晰意识的经济学人也不得不感叹：形势比人强。德鲁克曾写道：“如果，乔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他擅长玩弄政治，人人都会知道。他们会对自己说，‘好吧，这就是公司里的晋升之道’。他们会瞧不起上司，因为他们强迫人人都变成了政客，结果是他们要么离开要么自己也变成政客”。[1]显然，这些海归经济学人所推行的那些改革措施正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这种扭曲的作用。一者，在这种学术制度的激励下，当前经济学界充斥了追求数量和实证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也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二者，与这种激励和逼迫机制相适应，各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就大量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学人热衷于造假和剽窃。因此，笔者以为，当前经济学这种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风气很大一部分要由这些海归经济学人负责。

造假和剽窃之所以泛滥，很大程度上也与海归经济学人推动基于刊物分级的学术考核及其追求学术排名等量化指标等有关。目前，从教育部到学校、学院的各级主管者都把眼睛盯在一些特定的指标上，并一级一级地不断增添新的指标。在这些教育主政者眼里，两个事情最重要：一是政绩，二是学校的规模档次。一般地，政绩是跟数字学术、课题学术等密切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的攻关，于是学校的规模以及学术的档次也就上去了；为此，这些当政者们就以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试图通过金钱投入来堆砌出一个诺贝尔奖来。而且，他们想当然地把诺贝尔奖获得以及“世界一流”学术的衡量与在英文世界发表的文章数量挂钩，从而通过种种的制度设立来激励在海外杂志上发表文章；结果，经济学文章发了一大堆，但人文意识却越来越淡薄了，对周围现实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模糊了。同时，各级政府也设立了种种基金、项目以及头衔来进行学术团队的建设，尽管每年投入的钱似乎越来越多，但就是看不到诺贝尔奖的一点影子；相反，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大：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不断下降。

事实上，这些高校的主政者之所以大肆引进海归进行所谓的主流化改革，其真实目的往往也并不是为了增进学术探索和理论研究，而主要是出于追求提升排名等政绩，或者争夺某种学术话语权或获取更多的资源分配，从而可以凭此政绩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熊丙奇就指出了中国高校存在的这样一个现象：大学校长们首先追求在仕途上不断升迁，其次才是管理大学；在这些大学校长眼里，如果自己在任两三年后就顺利当上部长、副部长、副市长等高官，将是最有出息的表现。正因如此，我国大学校长任期普遍很短，平均为4.1年，而美国则为12.2年。[2]事实上，以前的大学校长在清闲之余往往喜欢在校园里逛逛，并由此发现一个有潜力的青年学子并加以提携，同时也可以了解青年学子和普通老师的生活和学术诉求，从而寻求在学校制度上加以改进。但现在，还有谁可以在校园里找到这些校长的身影？这些学校当政者们几乎都是由专车接到办公室，然后再由专车送到家；而且，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似乎都在忙于与各种商场的、官场的人员联系，或者都游说政府注资，或者与企业谈项目。至于学术，这些当政者都热衷于根据各种指标填满考核表格，试图通过向外展示漂亮的指标数据而显示自己的政绩；因此，在这群当政者的主政下，当前国内的学术根本上就是为这些指标而存在，完全忘却了学术的实质。

正是由于当前这些教育当政者并不真正关心学术的发展，从而也就不会去努力培育健康的学风和学术精神，努力培养真正的学术人才。因此，几乎没有什么院校主动制定针对作假的有效防范机制，甚至反而与教师合谋，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只要在指定刊物上发表论文就是对学校的学术贡献。结果，黑龙江大学的高山教授5年内在同一刊物《晶体学报》上发表279篇论文，供职单位却一直不管不问、也不起疑心、更不去审查这种刊物上文章的价值；而学术水平很一般的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2年内则在《晶体学报》上发表70多篇论文，直到《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刊发社论认为这些论文被证明是伪造的才引起国内媒体进而学术界的注意。而且，即使一些典型的学术造假行为已经遭到披露并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质疑时，各高校往往还是能遮就遮、能拖就拖。例如，西安交大的6名教授曾联名举报一名长江学者学术造假，但学校领导前来做工作时却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30％左右的学术不端，何况我们发展中国家呢？沿海地区70％到80％造假，西北的老实人还要打假，学校以后还怎么发展？”[3]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当政者本身就是造假者，[4]他们与其他造假的一般教师之间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正因如此，即使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进行处理，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研究生，把作假解释成为研究生背着导师的行为。殊不知，这些研究生的行为主要是受其导师的影响，更不要说导师往往分享了学生造假的收益。

在很大程度上，海归经济学人的功利化主张正迎合了这些大学主政者的利益诉求，两者一拍即合从而就奠定了当前这种经济学的国际化改革潮流；结果，这不仅造成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功利主义倾向，而且直接引发了经济学人的功利主义行为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海归经济学人身上同时凝结西方学术界本已存在的功利主义取向和儒家传统的实用主义，他们无论是当时选择海外留学还是现在选择归国基本上也抱着这样的功利主义心态；同时，这种功利主义也充分展示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学教育改革中，从而使得当今国内经济学界呈现出一种恶恶相加的现象：他们相互强化，共同败坏了我们的学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钱穆很早就指出，“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现象。”[5]显然，当前国内学术界的风气正是如此：学习和研究不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把它视为牟利的工具和敲门砖。从根本上说，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结症，在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崩坏和学术风气的沦丧，在于学者们日益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不在于形式规范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差异，不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不够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