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岂能一关了之

中石化傅玉成先生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语出惊人，他说：企业不能伤害人民，不要讲成本，活不了就关掉。作为企业家，作这样的表态实属不易，理当受到尊敬。不过尊敬归尊敬，但我认为傅先生对企业排污问题的看法有些简单化了。不是否定他，而是觉得这个问题应从更深的层面来考虑。

首先，说企业不能伤害人民是对的，我同意。比如有些企业制假贩假草菅人命，为富不仁当然该关闭。然而据我所知，时下企业界这类害群之马虽然有，但为数并不多。多数情况，是企业在生产有用商品时也伴生副产品，这些副产品会伤及人的健康。火电是典型的例子，恐怕今天我们谁也离不开电，可人们在享用火电的同时，也承受着废气污染，请问火电厂是否该关闭？

也许你会回答，要看企业如何处理废气，处理得好不必关；否则就该关。听来是这个理，不过想多一层，这就带来了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企业成本。众所周知，处理废气非空手套狼，要花钱买技术设备，如此企业成本必增加。麻烦在于，成本高了有的企业能消化而有的企业消化不了怎么办？对此傅先生的观点是企业不要讲成本。怎么可能呢？你中石化是大国企，财大气粗可不讲成本，中小企业不讲成本怎么活？

于是傅先生说：“活不了就关掉”。要是真能这样就好了，一了百了，不会再有污染。可不知傅先生是否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投资者要蚀本是肯定的，另外电厂关闭电供会短缺；而电供短缺必拉高电价；电价上涨或拉闸限电下游企业可能会停产；企业停产必增加失业。可见，关闭企业也有代价，同样会伤及无辜。

这样说并非是为企业开脱，其实跟大家一样，我也看重健康，也希望空气清新。然而古来事难全，两害相较，我们应去寻求更有效的办法而不是将企业一关了之。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搞工业总难免有程度不同的污染，若一刀切，有污染就关闭，那不被关的企业能剩多少呢？这确实是两难：一方面环境要保护；另一方面工业要发展，鱼与熊掌何以得兼？

还是看经济学怎么说吧。企业排污在经济学里被称之为“负外部性”。传统观点认为，但凡有负外部性的地方市场便失灵，政府得出面干预。怎么干预？有两个办法：一是关闭企业；二是强性征税补偿受害者。过去学界对此一直深信不疑。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科斯发表那篇《论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可谓石破天惊，一举改变了人们的看法。科斯说，即便有负外部性也无需政府干预，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明晰产权。

是这样吗？我认为是。不过关于明晰产权我这里需做点解释。科斯的大文已发表半个世纪，想不到今天还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明晰产权”就是私有化。其实这是对科斯的误读。科斯讲“明晰产权”并非私有化，而是指由谁承担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与私人成本对应的另一种成本。经济学说，发生在企业内部且由企业承担的成本（如原材料、工资、折旧等）为私人成本；而社会成本则是发生在企业外部（如排污的损害或治污）的成本。外部的社会成本怎么分担，在科斯看来是产权界定问题。

可见，科斯强调的明晰产权，与公有私有无关，而是界定社会成本的承担主体是谁。这问题与企业排污有关么？当然有。比如，若将社会成本界定由企业承担，企业就没有排污权，如此企业就不得有污染。反之，若社会成本界定不由企业承担，企业便有排污权，环境问题企业就不必管。当然不是说环境可以被污染，环境还是要保护，所不同的是，保护环境的成本不由企业承担而由社会（政府）承担。

 最近与朋友讨论，有人说：既然是企业损害了环境，那么直接规定由企业承担治污成本好了，何须再界定什么产权？人们这样想可以理解，可世上的事还真没这么简单。这样说吧，要是强令治污皆由企业承担，当初蒸汽机发明后恐怕很难应用于工业，欧洲工业革命也可能搞不起来。说近点，假如建国初我们就规定企业必须自己治污，中国的工业绝不会有今天的基础你信不信？

另有行内朋友问：科斯当年不是说“只要产权清晰，产权界定给谁不重要”吗？可为何我们现在还大谈产权归属？是的，科斯的确那样讲过，但要指出的是，科斯讲那番话有个前提，那就是交易费用为零。反过来，若交易费用不为零，产权归属就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了。这是说，一旦有交易费用，产权归属就得按交易费用定，不然会加重社会摩擦，麻烦不断。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行人在机动车道被撞，按说汽车司机没责任，可交通法却不对汽车司机免责为什么？理由是那样做交通事故会大增，交易费用会奇高。

回头让我再说企业。同理，排污虽是企业所为，但考虑到交易费用，社会成本的分担我认为也不能一概而论。大致可分三种情况：第一，若企业所在的行业是产能过剩的产业，让企业承担社会成本当然没问题，因为即使这类企业倒闭了也无伤大局，交易成本不会高；第二，若企业属于支柱产业且产能短缺，由于这类企业经济带动力强，政府不可袖手旁观，为减少污染至少应部分地补贴企业技改；第三，若企业属高新技术产业，这类企业事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社会成本应全部由政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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