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从华西村，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华西村老书记走了。当代农村干部的杰出代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同志因病于3月18日在华西村家中逝世，享年85岁。从1957年开始，吴仁宝在华西村党支部、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干了半个多世纪，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的家族又在正常“富裕运动”中获得了什么？谁又将接替他的位置？这个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天下第一村”，是否还能继续他的脚步？

    华西村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我们曾经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否正确？在中国社会改革的节点上，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社会主义。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亲历者华生教授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重新剖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1．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00多年以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以辛辣的笔调描绘了历史对资本主义前期启蒙学者的嘲弄：“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绝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

100多年以后的今天，当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把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和伟大先行者们当年的设想两相对照的时候，不免会感到历史似乎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者们又开了一次玩笑。

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确实根据导师们的理论“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但是这样一来，并没有像导师们所设想的那样：“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相反，国家政权被频繁地用来作为镇压反对派的工具，国家对社会关系的干预也没有“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反而因为普遍的国有化而不得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致对物和对生产过程的垄断性的行政管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对个人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劳动者个人的选择自由在服从国家或整体利益的旗帜下被减小到很低的程度；社会主义虽然也尽了最大努力去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但并没有“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而是产生了一种短缺和浪费、在职失业和资产闲置并存的特殊混合，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强制性的集体化在不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导致长期的食品危机甚至巨大的灾难；国家事务并没有变得每一个工人和农民都可以管理，相反，官本位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等等。所有这些当然不能掩盖社会主义在这些落后国家的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历史进步，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与当初的理论设想无疑已经产生了惊人的差距，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挫折还可以多少归咎于后代弟子们的失误的话，那么现代西方经济的发展则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资本家的狡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丧钟”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敲响，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也没有“炸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壳。相反，现代西方社会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随后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动之后，开始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一方面，它通过国家对总需求的管理大大减弱了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对社会的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的提高减少了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对抗。在这两个方面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的消极后果之后，市场经济展现了人们所不曾预料到的巨大潜力。正是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福利国家的行列。当然，所有这些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而且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落后民族的利益以及全球未来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潜力和呈现的某些人类高级社会的特征则是不能抹杀的。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免为空想所困扰，是因为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背景有某些类似，在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很发达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这样，“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恰恰相反，他们曾经指出，在有了72天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的有些地方就已经过时。显然，当社会主义实践在地球上已经有了近72年的历史、马克思学说已经提出10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在坚持一些与生活完全脱节的教条，当然不能再把错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了。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迷误

    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凭借它所创造的庞大生产力打破了封建所有制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和传统社会相对立的人类历史上的千年王国。马克思指出，本质上依靠机器大生产确立了统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排挤了劳动者对他自己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但是，“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社会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所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是基于任何道义上的愤怒和谴责，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是多少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加以指明的。私有制是过去的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那里私有制和劳动是完全一致的。“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第一次作为大工业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显然，马克思严密论证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揭示了当时社会最基本的冲突，那么，为什么这个冲突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导致资本主义在外壳上的炸毁，而他预言的实行直接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在实践中普遍受到挫折？这就是我们以下所要加以考察的了。

更多分析，请关注华生教授新书《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  《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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