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藩化成因及其后果

广州古称番禺，意思是藩域，外族的地方，中原的屏藩。古南越人属于壮侗语族，以湿地农业为主，与中原地区不 同，跟长三角类似，生活富足，民风温顺。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广东绝大部分时段受中原政权直接管辖，经过一千多年文化熏陶，最晚到两宋时期，广东已全方位 归化，粤语中的宋代中原音特征就是当时留下的印记。

中原地区从青铜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东亚的文化中心。文化辐射和政权扩张同步进行，文化同 质地区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差异较大的地区作为藩属，保留自治地位。三千年来朝廷直辖的区域越来越大，藩属越来越边远，因为藩属一旦归化就永远归化。可是 归化两千多年广东近二十年竟然藩化了。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205位委员只有一位“广东人”，祖籍山东荣成的刘粤军在广东军营里出生长大。全 国政协常委只有一名户口在广东，河南籍的恒大集团党委书记许家印，但许家印并不代表广东，而是代表民企、房地产和足球。幸好有个黄华华，他入选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是本届政府几套班子数百名成员当中，唯一能够被八千万乡亲认同的广东人。广东人被当局边缘化的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广东人被彻底 边缘化，但是治理过广东的中央委员有五位，王岐山、张德江、张高丽、汪洋、李鸿忠，前三位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共七位，治粤有功者占其三，可见广东作为中央 最大财源地的分量。财重人轻，有人说广东的地位颇似独立前的北美殖民地与不列颠王国的关系，亦即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但是殖民地一词容易联想到分裂或独 立，还是采用本土词语比较妥当——宗主与藩属。

藩化表现为互相不认同。认同危机主要不在民间，官场更严重，更露骨。有人说广东人“小富即 安”，如果指商人，显然错了，在外省抛头颅洒热血的“黄光裕”数不胜数，特别是广州一城崛起的民营房地产商，在全国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小富即安”拿来 指官员倒是很准确，平调广东籍干部去外省任职跟流放似的，哭爹喊娘。广东人愿意花钱保村官，但是不愿花钱买京官，这才是“小富即安”的真谛。近年来，愿意 交流到外省的广东干部，多半是在广东工作多年的外省人，比如张高丽与于幼军，省部级大概只有林树森一个例外。

肖扬、郑少东、黄松有、于幼军 等离粤官员仕途不畅，是广东人不愿出省任职的佐证，而非原因，不愿出省任职的风气早在1980年代就存在了。有人说是方言和口音造成隔膜，其实口音重的国 家领导人直到近年还是很多，浙江福建江西广西这几个省出来的干部口音普遍很重，全都没有出现认同危机。直接原因应该是1950年代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强化 了党内高级干部的地域观念，同样深受其害的贵州省有着类似广东的问题，只是由于身份标记不显著，以及贵州还输出少数民族干部，情况不若广东一目了然。广东 官场的地域意识，又经过1990年代中期隐性的反地方主义，再度被强化。苏浙皖等官员输出大省，没有经历过类似广东的反地方主义运动。

不是 广东人单方面不认同外省，连年嘲讽广东人的春节联欢晚会就不去说了。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反复重申我党的组织原则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搞“小圈 子”，但是南海这一块显著地塌陷了，五湖四海剩下五湖三海。尽管广东人出省当官意愿不强，毕竟八千万人口基数在那里，假如党中央有意培养广东籍干部，不是 什么难事。不难做到的事情竟然没有发生，那一定是意愿不足，而意愿不足，就是对文化分歧的承认。

近日有资料显示1998年国家主席、副主席 选举当中，分别有数十和过百张反对票，尽管得票率仍然过九成，但在本已精心挑选过的代表当中出现如此多的反对票，令人费解，我不负责任地猜测是广东代表团 在闹情绪。这或许加深了中央对广东籍干部的疑虑，总之，相互在强化不信任和不认同感，而非单方行为。

广东干部显然不是不贤，省级人数太少， 不方便点评，以廖新波为代表的广东省厅级干部在公众面前的表现，相对于国务院的部级干部绝不逊色。广东官员的特点低调实在，在公众面前不怯场，不退缩。官 员的职责是“临民以庄”，密室谋划是把官员个人职责和风险推卸给体制，所以习总书记近年来一直强调要提高官员的说话水平，这种“临民”的能力。将实在的广 东干部弃之不用，不是“小富即安”者的个人损失，而是党和国家的损失。

五湖四海的反面是“小圈子”，排斥广东人的圈子看起来很大，实际气量 很小，还是“小圈子”。“小圈子”背后是文化危机，毛泽东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是文化危机的祸端，为了利益苟且 而压制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力衰竭，则民族凝聚力衰竭。五湖三海为了共同的南海利益，表面上凑合在一起，实际上已经离心离德,组织和人事部门主管是文化衰败 的受害者。

欧洲和北美的政治趋势是趋向统一，因为那里是文化输出地；亚非拉的政治趋势是趋向分裂，因为那些地区是文化输入地。只要中原不能重新回归到文化输出的地位，不但藩属丧失殆尽，向内的藩化还会越来越严重，治本之策是解散宣传部，解放文化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