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带病的城镇化

刘长杰 / 文

用迫不及待来形容各地掀起的“城镇化”热潮，是恰当的。自“十八大”确定“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这一新的阶段性发展战略之后，各地纷纷行动，抢抓机遇，急欲抢食第一块“城镇化蛋糕”。

浙江省率先发力，筹建小城市试点镇用地指标单列制度，并力争国家在浙江率先开展“撤镇设市”试点。而在距离浙江2000多公里外的内陆省份甘肃，省会兰州正借220多亿民营资本之力，试图用180天的时间推平700多座荒山，再造一个“新兰州”。

规划尚未明确，蓝图就已铺开；有些地区的城镇化动作，堪比大跃进。这让我们深陷忧虑的同时，继而隐生警觉。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始自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表面上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统计上确认的总数高达2.6亿的进城务工农村人口中，在城市购房的人数不足1%；而大约只有1.6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余下的1亿人，仍归属流动人口序列。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的是一条农民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工业化之路。然而走到今天，这条路中潜伏多年的政经纠葛、社会矛盾和民生之困日益凸显，中国的城镇化也因之如坐火山之上。

耗时卅年、筚路蓝缕取得的城镇化业绩，仍然留下了如此多的短板和如此大的缺口，更何况GDP冲动型城镇化简单的升级换代和粗放的造城运动了。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毋庸置疑，然而未来的日子里，当我们试图将城镇化率从51%提高到80%，我们需要为3.5亿人进城入镇做准备；而当我们试图将城镇化“做实”的时候，我们需要为6.1亿的新增城镇户籍人口做好一应准备。

事实上，无论是造城运动还是撤镇设市，我们提供的，只是城市的住房和更多的土地；我们提升的，只是城市的承载力和政府的管理权。而我们准备好发放海量的城镇户籍了吗？准备好城镇户籍“天生”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权利的均等化了吗？准备好让那些新增的城镇居民安居后如何实现乐业了吗？

我们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推进全面的改革，才能保证新一轮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些改革，既包括户籍改革，又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综合配套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还必须全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赋予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以自主的管理权；必须全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让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地方财税的原动力，更好地鼓励和支持地方优势产业的发展，保证新增城镇人口通畅就业，彻底解决农村人“进得来，稳得住，过得好”的老难题。

城镇化之路须由改革铺就。倘若没有改革保驾护航，那么再大的造城运动，都不过是重复鄂尔多斯新城今天的故事；而再善意的撤镇设市，也不过是重走撤县设市昨日的老路而已。新一轮的城镇化，绝不能重走“带病城镇化”的老路。

给农民以市民的权利，给县乡以省市级政府的权利，城镇化的果实，才能被每一个中国公民共享。 （注：文章写于20130116，原文发表在《乐居周刊》杂志0期，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