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玮离危机有多远

2012年10月

危机不是任何人所乐见。因此，没有人期待危机。但人们总是在亢奋、犹豫，或者侥幸中，与危机不期而遇。市场也好，政府也罢，概莫能外。危机，或者来自于知识的缺陷，或者来自于信息的缺如，或者来自于利益上的贪婪。总之，有太多的因素使现实世界偏离理性的轨道。

任何理论都只概括了一个短暂的片段。整体上，历史是永恒的流水，滚滚向前。现代经济理论将经济增长概括为人力、资本、科技三要素的投入。根本的缺陷是，忽略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年里，人均生产率仅仅增长了一倍，在于矿产资源在农业时代无法大规模开发与使用。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情况，之后，世界经济与矿产资源的消耗同步快速增长。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可以最大程度上归结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背景下，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与本地加工。与此同时，美、欧先后陷入危机，它们的危机不是别的，是资源逆差的危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除了美欧日等少数工业化国家以外，大部分是出口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资源价格在随后二十年几乎没有显著上涨。发达国家长期顺差，发展中国家长期逆差并一再陷入危机。2000年后，这种局面完全扭转过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工业化，原材料价格猛涨，发达国家整体上逆差，危机频仍。相反地，发展中国家整体上顺差，经济高速增长。

近年来，美国借助于页岩气的开采，大幅削减了逆差，经济逐步走向平衡。欧洲通过削减支出，欧债危机也出现了一些转机。与此同时，美欧纷纷擎起再工业化的大旗，使得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停滞。

幸运的是，自1992年以来的二次开放，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者，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全球第一。这二十年高速发展，前十年主要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后十年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化。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虽然相比美国80%仍有差距。但考虑到相同的国土面积承载的人口中国4倍于美国，从资源平衡角度看，我国的城市化已经结束。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的重点在于消化过去的快速城市化，以及由此新建的产能，而不是继续城市化，继续新建产能。

以钢铁行业为例，2011年我国钢铁产量达到7.3亿吨，占全球总量的70%，实际的产能恐远不止此数。于是，钢铁业整体亏损便顺理成章了。钢铁业如此，造船业呢？房地产呢？。。。为什么这许许多多的产业都同时陷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呢？逻辑很简单！为了推动城市化，必须提高城市就业，而产能扩张，而产能过剩。

作为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副产品，平台贷居高不下，规模达到十多万亿，又在银监会的监督之下，一部分平台贷从四大国有银行转移到城市商业银行，另外一部分从商业银行转移到信托机构。按照普益财富的统计，到2012年8月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为17676款，总规模达到24.28万亿人民币。与委托理财高速发展相一致，社会融资总额从2002年的2万亿上升到2011年末的12.83万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平台贷的表外化。就这样，危机的因素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看起来很好，消失了。很遗憾，它不可能漏出一个体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我国未来经济风险主要是城市化不能软着陆的风险；金融风险则是产能过剩导致坏账，以及平台贷不能软着陆的风险。就政府所掌握资源来评估，政府仍有能力化解这两大危险。但前提是，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两大潜在风险，并采取切实手段去化解之。不然，危机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