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警告官商“不要勾肩搭背”？

让中国企业家拥有吝啬的权利

马 宇

 

 

日前，去一企业调研。该企业老板身价不菲，名下数家电子生产企业，但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跟那些大老板动辄奔驰宝马奥迪路虎不同，该老板至今仍乘坐一辆已显斑驳的大概有十来年车龄的一般轿车。在工厂考察期间，两次吃饭时间都是吃他们公司员工食堂，一份一个托盘，一荤一素一汤一饭加一个水果，按照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来说似乎寒碜了点，但营养足够味道不错，只是米饭太少，我于是多要了一碗。

该老板告诉我，他曾经亲耳听到有政府官员背后议论他，称他为“铁公鸡”，说“他赚这么多钱，还不是靠我们帮忙吗？没有我们，他的公司早垮啦！可他一毛不拔。”果然，他很快为此吃到了苦头：在他们工厂要进口一批急需的生产设备时，政府监管部门要求公司“自愿”出资让主管官员出国进行预检验，公司没有同意，于是公司的设备进口备案状况频出：填写不规范、文字错误、目录不清楚等等等等，居然一拖两年多。国外待运设备的仓储费、滞关费等直接损失就达2000多万元，再加上影响生产和新产品开发等，企业损失超过1.5亿元。

但该老板告诉我，他们也不是没有安排官员出过国，在国外的明的暗的费用（哈哈！中国人都懂的）他们也都埋了单，但还是达不到官员们的要求。我想，就是平时，官员们来企业“视察”，肯定也不会让他们吃员工食堂，该老板再节省，也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利害轻重，怎么也得“意思意思”。没想到，最后还是搞得“没意思”了。

对于此等情况，不须企业家，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见怪不怪了。笔者这些年接触过的国内外大大小小企业不下几百家，也忍不住会比较国内外的政企关系。基本结论是：国外的政企关系非常简单，企业老板基本不需要为怎么“伺候”政府官员费心，更不用说向官员送礼物、递“红包”、请吃饭；而国内的政企关系异常复杂，众多企业老板主要精力不是在企业经营上，而是在处理“政企关系”上。

在国外，若一个企业老板请政府官员吃饭，则双方都会陷入巨大麻烦，老板会涉嫌行贿，而官员则涉嫌寻租，媒体、民众、竞争对手一知情，双方都会吃不了兜着走，再大的官员都有可能“引咎辞职”。企业不用“哈”着官员，而官员也不会“管”着企业，该执法执法，不会因得了好处就睁一眼闭一眼；该给优惠给优惠，按规定行使职责，也不会因此觉得是在给企业“恩赐”。但在国内，老板以跟官员热络为荣，官员则以亲近企业为利，“政企一家亲”。不过这种看似蜜里调油的官商关系，对企业来说其实危机四伏，任何一个应对不当，都可能会爆出致命危机。

前不久一企业家告诉我，他在中部某地办了家企业，年销售额几亿、缴税两千多万，算是当地较大企业。跟当地领导的关系，一直维系得算是不错。去年底，书记“请”他喝酒，先说“我们哥们儿如何如何”，然后透露自己主政本地多年，想“向上动一动”，但需要政绩压倒周围各市。目前遇到点小困难，税收还差一千多万，能不能帮忙“预交”一下？企业家为难说现金流紧张，书记说可以借啊！企业家说银行不给呀！书记说民间借（意即高利贷），他可以帮忙牵线。企业家无语。虽然到底没交，但他已经在考虑企业和自己的后路了。

对国内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显示，他们普遍把50%以上的精力用于处理政企关系，而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问题，如投资战略、市场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开发、营销拓展、品牌建设、人才培养、内部管理等等，反而通通要退居其后。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为此身心俱疲，但也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只能勉力为之。原因？很简单，一言以蔽之：相对于市场要素，政府政策、官员好恶对企业经营更是致命的呀！

笔者在研究跨国公司本土化问题时，曾经关注过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即使在国外严格守法、形象操守俱佳的著名跨国公司，到了中国来以后，也暴露出了严重的商业贿赂问题，包括西门子、家乐福、沃尔玛、朗讯、默沙东、力拓、麦当劳、IBM、德普、摩根斯坦利、ABB、日立、富士施乐、惠尔浦等等。我把这称为“变异的本土化”，正如我们古人说的“桔生淮北则为枳”，或类似于哲学领域探讨的“人的异化”。

笔者并非为这些祸害市场的违法跨国公司开脱，可假如企业的生死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产品的销售不是取决于质量、服务、价格，而是取决于回扣高低、关系亲疏，有多少企业能做到“人在屋檐下就是不低头”呢？毕竟，赚钱、生存，对于企业来说是第一位的。向下通道打开了，却没有根本制约措施，商业贿赂泛滥就顺理成章，再洁身自好的企业也概莫能外，否则只有淘汰出局。

就象前述案例，没遵照有关部门指示“伺候”好官员可能节省了100万，或者避免了道德内疚及违法风险（“正常”情况下，商业贿赂是违法受罚的，如那些被外国政府查出来了的跨国公司），最终却付出了1.5亿的惨重代价！--而且还未止损。若你是企业老板，你会做何选择？甚至我都可以断定，那位老板一定后悔莫及，如果他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几乎100%会选择按照政府官员的意见办，并且还会为官员们肯给他面子、愿意屈尊陪他出国检验而感激涕零。

不能不想到一个对应的例子：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此公虽然发达后家财数十亿美元，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富豪，但却常年开着美国最常见的老福特上下班，甚至自己亲自开着旧货车送货，出差坐经济舱、住双人间，在地上看见一便士还要捡。这样一位“悭吝”企业家，我相信他是绝对不会舍得请政府官员们吃大餐的，更不会为官员出国埋单。但这并不妨碍他把沃尔玛打造成全球销售额最大的跨国公司。我们再反过来想想，这样一位“小气”企业家，能在中国的政企关系环境里取得商业成功吗？我敢斩钉截铁地说：绝无可能！

我们多年来一直高喊要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其他的且不说了罢，单就政企关系一项，我们怎么可能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呢？假如企业都严格守法经营、官商之交“淡如水”的话？果真那样，不等他们成长为跨国公司，早就被官员们憋死啦！所以当王石说“万科从不行贿”时，全国人民都笑了。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世界银行在评价中国的投资环境时，会把“企业非正常支出所占比重”作为一个重要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两会座谈时说，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也是谈政企关系之道。不过由于地位、资源严重不平等，处理好官商关系的关键不在企业家而在官员。不论是从常识推理还是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国的企业家们都绝不是不要人格、自甘下贱，非要上赶着给官员们“上贡”，绝大多数时候实在是“迫不得已”。在贿赂术语里，有主动贿赂和被动贿赂之分，而在这种官商关系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企业家的行为，多数属于被动贿赂。政府权力不减，企业家能奈官员何？权力关进笼子里，企业家们也就解脱了，官商交往也就自然而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了。不知总书记的话，上上下下的数百万官员听懂了没有？

效仿一般经济研究，笔者创造了一个中国特色“企业家吝啬指数”—也即官员清廉指数：企业家的吝啬，与政府清廉正相关，企业家越吝啬说明政府越清廉，官员越贪腐则企业家越大方；与政府权力负相关，企业家越吝啬说明政府权力越小，企业家越大方说明政府权力越大。

“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之类大话不用多说，来点最实在的罢：要想搞好中国经济，须先让中国企业家拥有吝啬的权利。另言之，当我们的企业家可以随意吝啬之时，就是政府守住了自己的权力边界之日。

李克强总理刚刚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果真如此，则我国企业家吝啬指数将会大大上升！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3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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