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工作”能有效降低房价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几位研究人员最近发布了一项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他们在中国携程网（Ctrip）公司做实验，随机安排了一部分呼叫中心的职员在家里工作（work from home，WFH），然后比较在家工作和在办公室工作的差别。他们发现，在家工作提高了13%的绩效。这项研究成果体现于今年3月刚刚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Nicholas Bloom, James Liang, John Roberts and Zhichun Jenny Ying, 2013, “Does Working from Home Work?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Experiment”。

这项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讲，“在家工作”未必就更好。一方面，对公司来说，员工在家工作可以节约房租成本，但是增加了监督难度；另一方面，对员工来说，在家工作可以减少交通成本，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但是也因为减少了和领导沟通的机会而导致升迁机会减少。由于这个tradeoff（权衡取舍）的存在，做一个随机的自然实验显然是有价值的。事实上，实验结果表明，在家工作提高了效率和工作满意度，但是的确减少了50%的升迁机会。看来，对于那些生产率较高但是和上司关系不太好的员工来说，也许在家工作比在办公室工作更合适。此外，对那些不太需要团队合作、容易度量业绩的工作来说，比如电话销售、作家、资料分析员、不依赖于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人文社科类学者）、编辑，在家工作还是比较合适的。

从实践上讲，我认为这项研究的意义更大。北京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交通为什么这么拥挤？因为太多人往北京跑。如果很多工作在家里就可以做，那么大家就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出行时间，也不必住在工作单位附近，甚至不必住在单位所在的城市。想象一下，如果信息技术足够发达，互联网足够普及，各地图书资料足够丰富，一个人在农村就可以干城市的工作。这不仅减少了城市的拥堵，而且还可以享受乡村的干净食品、空气和水。如果很多人愿意在郊区、乡镇和农村工作，城市的房价怎么涨得起来？城市的交通怎么会拥挤？城市的空气又怎么会这么差？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该在城市周边大力投资信息技术和图书馆建设，将工作的范围逐步拓展到郊区乃至农村。这实际上是减少了人口的过度集中，同时也减少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城乡之间的差别非常小。而不发达国家的标志则是，城乡差别非常大。

这项研究还有一些有趣的亮点。几位研究人员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师生，其中梁建章（James Liang）本人是携程网的创始人和现任主席，也是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Bloom是一个活跃的管理学者，他和著名的博弈论专家Roberts教授这几年做了大量的自然实验和管理学研究。例如，他们花费几百万美元在印度做实验，证明了“管理是有价值的”（QJE，2013）。不要嘲笑这样的研究。在这之前，很多人认为成功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好的管理方式，而不是好的管理方式促进了成功，即管理实践和业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确定的。但他们的实验识别了这种因果关系，这相对于普通的计量经济学证明的相关关系是根本性的改进。科学的本质不就是探索因果关系么？他们的研究也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企业可以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就可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说到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我相信肯定比经济学研究水平更落后。

梁建章最近比较出名的一件事情，是他发起了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吁，并征集了三十个教授的签名。有人质疑，他们中没有人研究过计划生育问题。事实上，梁建章本人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的论文就是关于人口与创业的问题。梁建章在成为企业家之后，居然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可不是国内的在职博士那么好混！凭借自己的经济学背景，梁建章成功地在自己的携程网进行了这项实验，不仅为学术界贡献了知识，而且改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看来，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背景的结合，能够做出“跨界”贡献。这也是商学院的经济系和单纯经济系的差别，前者的研究更倾向于真实世界，更善于将经济学和管理学结合，这是很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