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不如迁都襄阳

 

 

罗天昊两会十大提议之六

 

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两会如火如荼，北京雾霾狂风，迁都风云再起。

 

   事实上，北京已成“危城”多年。人口膨胀，已超2000万。“首堵”盛名，天下公知，毋庸多言。北京的沙暴，亦已横行多年，最近的沙源距北京已只有70公里。相传前总理朱镕基曾感叹，中国可能因沙尘暴而迁都。

更为致命的危机，还不是上述因素，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资源奇缺，才是北京无法回避的困局。去年以来，多次独舞锁京城，PM2.5 频频爆表，北京已成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正如马云所说，在毒雾面前，连中南海诸公都难以幸免；而水资源不足，亦是北京多年顽疾，尤其是在人口膨胀之后更是如此，当下，北京的用水的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人均的1/7，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居百位之后。为此而兴建的南水北调争议重重，祸福难测。

 

在经济领域，中国东部发达，而中西部塌陷，先富与后富问题急迫。而在中日争端加剧，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北京地处东部沿海靠北，其在农耕时代三面靠山的军事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天子守边”成为历史。而鸦片战争以来，北京多次被从东线攻破，这种惨痛教训，亦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醒。

 

迁都之议，并非自今日始。1980年初，学者汪平即就有人提出都城南迁，其后，有又众多学者提出各种迁都设想，一直郁于民间，未成庙堂之策。且根据中国宪法当下条文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首都为北京，要迁都，需先修宪。直到2006年，在沙尘催折之下，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议迁都，迁都之论才正式走进公众事业。今年两会，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贺同新面对京城大雾，亦强调如果雾霾长期得不到解决，迁都不是一句玩笑。

 

 中国积弊，非到山穷水尽，难以改变。

 

此前种种迁都之论，虽物议汹汹，但是，举凡沙暴，污染，拥堵，缺水等种种弊端，尚未至顶峰，犹如人体生疮，脓包未熟，直到今日，毒雾之害，居最高位者亦不可免，迁都之议成为国家正式讨论之战略问题，条件方始成熟。

 

当下，关于是否迁都主要有三种争议。

 

其一是，国都不可轻动。不仅举凡中央机关，各央企和重要高校集中北京，短期难以撼动，从国人传统心理来说，迁都有动摇根本，改变国体之嫌。国都的稳定，预示政权之稳定。

 

而对于北京的种种困境，采取控制人口，建设卫星城的方法，这也是最近几年北京逐步抬高进入门槛，出台限户限购限车的三限政策的根源。同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北京应该减负，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未来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亦是金融，教育等全国服务业中心，同时还是北方经济中心，交通中心。诸多中心集北京于一身，使北京不堪重负， 在不改变首都功能的情况下，迁到哪里都一样，一动不如一静。

 

不迁都的策略重点，是将首都解围的希望，寄托到建设“副都”上，即中心城区保留行政中央机构，而北京市政府和部分部委分散迁移到东部通州，以及西部。事实上，北京确实为此做了两手准备，在通州新城的计划中，专门预留了用地，以备将来部分中央机关和单位动迁。

 

其二是，首都不迁，但是，可以设立陪都甚至实行三都制。

历史上双都制并不鲜见，如隋唐时代，都为长安，但是以洛阳为东都；北宋时期，以为汴京为东京，以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出生地洛阳为西京。

 当下国际上的“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首都，一个经济首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双都制既可避免城市的过度膨胀，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影响。

当下中国流行的双都论，都提出以北京为正式都城，而在武汉，重庆，兰州，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广大区域内中挑一个陪都。

国内甚至还有一种实行三都制的提议，即北京保留，为文化首都，上海为经济首都，新都为行政首都。

 

其三是彻底迁都，废北京，立新都。

 

治国有道，则都之所在，即为国魂，治国无道，则以都为丘壑。

历史上，中国重大迁都即达20多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盘庚迁都殷，秦国迁都于咸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三次迁都，或为崛起之始，或为中兴之举。

 

从18世纪末到2012年底，已有61个国家实施了迁都，占现有国家总数三分之一。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德国迁都柏林，俄罗斯迁都莫斯科，巴西迁都巴西利亚，日本迁都东京。缅甸迁都内比都，韩国迁都世宗市等。

 

这些国家的迁都，都使国家走向了强盛之路。

 

比较此三种策略，迁都为大势所趋。

 

压死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还并不是毒雾，亦不是堵车和沙暴，上者皆可治，缺水却无策。

 

元明清以来，为保证北京的粮食，国家开运河运送粮食至京。但是，运粮至北京，只是物移，而非天移。当下为解北方特别是北京缺水之困，国家花费数千亿巨资，动迁上百万人，发起了南水北调工程，水往高处流，实为移天之举。

 

南水北调工程涉及人口4.38亿，达到中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调水总规模为448亿立方米。移民数百万，建设时间近半个世纪，工程涉及的人口和建成周期，均超过三峡工程。一旦真正实行，则长江水量必然大受影响，唐宋之后的中国真正的龙脉必断。对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破坏难以估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省市就直接受到影响，间接影响，则几乎扩大到半个中国。近几年西南大旱，已使各种蓄水建坝工程广受质疑，南水北调，更是隐患重重。

 

水只能往地处流，天道岂可强求？有违天道，必被天谴。

 

物换可控，移天难测。南水北调的成败，将决定中国未来是否迁都。只有到了南水北调亦无法改变中国北方的缺水的现状时，中国才会下最后的决心迁都。

 

中国不可一错再错。

事实上，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15世纪之后，中国主体民族主导权逐步恢复。此时放弃了长江流域的都城南京而定鼎北京，已经是自绝于海洋，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就认为，中国在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比赛中，已经输了一局。

 

北京对于财富的消耗，其实并非新中国之后，而是数百年来一直如此。甚至在遭遇旱灾时，为了保证北京的漕运，运河都不得用于灌溉。黄河下游泛滥，亦不能去堵。

 

今日坚持北京不可迁都的的流派，其控制人口，限房限车之策，皆无法解决有关天道的问题。而建设副都，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

 

坚持北京为都有三害，而迁都则有四利。

 

北京为都，最大之害，即是上述诸多问题，概而言之，即是自然与环境问题。举凡沙暴，毒雾，水源，均依托于天，无法逆转。与其南水北调，不如北都南迁。而人多与拥堵，为派生问题，解决不难。

 

北京久为都，其隐藏的第二大弊端，即是官气纵横，派系林立。利益集团坐大，垄断资源汇聚，政府机关，高校，国企，全国精锐集于一城，实为天下之大不公。

 

北京在国防上亦逐步显示出劣势。北京距俄罗斯，朝鲜半岛，日本都太近，美国的太平洋战略锋头所至，北京亦在其中。三面环山的“天子守边”之威势不复存在。自鸦片战争以来，北京多次被海路之敌攻破，八国联军亦是从海路登陆，一个天津，不足以作为屏藩。

 

 

无不变之都。纵使最辉煌的中华之都长安，也并非“长安万年”，自唐离长安之后，历代都城东移，至洛阳，至开封，至北京，南线则至南京，至杭州。西方的罗马，也并非万年不落之城。国都迁移，皆因时势所至。顺天应时，方为明智。

 

  

迁都南方的内陆之地，其利有四。

 

其一为平衡全国，造就普遍繁荣。

中国经济当下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中国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为4000美元，只有东部的一半。如以经济总量论，则东部占比达到60%以上，而中西部大约各占20%左右。如中西部能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则将催生巨大的经济能量。李克强在视察湖北的时候曾用围棋比喻中国发展战略，称既要抢金边银角，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即直言中西部的崛起。

 

共同富裕，与中国区域发展的均衡战略命同一线。而区域经济的均衡战略，当下，中国国内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无疑为一场变相的“西进运动”，国都内迁，亦为大势所趋。

 

巴西迁都，堪为中国借鉴。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巴西南富北穷，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时任总统库比切克为了改变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决定迁都，巴西舍繁华的里约热内卢，迁移至荒芜的巴西高原，建新都巴西利亚。数十年后，巴西发展不均之局得到巨大改变，达成了全国的均衡发展。

 

中国未来亦需要在一个连接东西南北的地带，选择新都，以天下之中，掌控四方。实现国家战略的重组，推动全国的均衡发展与普遍繁荣。造福祉于全国，而非扶持一隅。

 

其二为打破利益格局，推动改革。

 

历朝历代的迁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目的，即摆脱就有利益集团的控制与羁绊。北魏迁都洛阳，旧贵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就此被摧毁。

今日中国改革已至中流，每向前一步，日感吃力，利益集团势力强大，而且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迁都有利打破这种利益格局，摆脱老人牵制，创造新的改革氛围，开创新的局面。

 

在国际上，哈萨克迁都，可为中国借鉴。哈萨克迁都中部小城阿斯纳尔之后，中央机关的公务员总数削减一半，很多不愿意跟来小城的官吏阶层，均在类似“赎买”机制之后，得到平安分流。各方“元老”亦远离新都。

 

 

其三为确保国家战略安全。

相传国父当年遗留一策，云“战则入川”，实则直中国西部广阔的战略腹地，可保国家安全。而北京多次被海路攻破，非战略吉地。国都南迁至西川门户，既可拥有战略纵深，亦不失为天下之中。

 

 

其四利为维护全国的统一的团结。

 

国都偏于一隅，不便控制全国，防止民族分裂与国，加强民族团结，国人心照不宣，省略不表。

 

主动迁都，并非动摇国家根本，相反，只有一个自信的国家，才会主动迁都，除旧布新，重新提振民族精神。历史上，北魏孝文帝迁都，造就了国家强盛，彼得大帝迁都，使俄罗斯使一个小国，跃升为欧洲强国，日本迁都，成就了明治维新的宏伟事业，土耳其迁都，国势蒸蒸日上。

 

相信中国应有迁都的自信，亦有重振国运的厚望。

 

    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新都城了。

    当下关于 “新都”的构想大部分选择是中原地区或者长江流域。

 

目前，西安，洛阳，郑州，信阳，南京，武汉，襄阳，开封、洛阳、重庆、南阳、兰州、合肥、南京、成都均被民间看好。

 

传统古都西安同样面临缺水等环境问题，郑州，洛阳，开封等中原城市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开封就是这样在宋代被金兵攻破。南京离海岸线太近，唯上海一屏藩，应吸取抗日战争的教训，武汉、重庆在长江干流的关键节点，且本来人口已经庞大，且重庆偏居西南，当下呼声最高的，是襄阳，南阳、信阳这三阳之城。

 

襄阳，南阳，信阳三城，均为中部城市，本地人口不多，襄阳500万，信阳600万，南阳1000万。就市区人口而言，三地大约都约100万。三地均有战略纵深，最大的区别，在于水源问题，三城之中，唯襄阳为汉水中游城市，定都襄阳，既可保用水无忧，同时汉江只是长江支流，不至对整个长江造成太多污染。

 

巧合的是，南水北调工程，其中线起点，亦正在汉江流域的丹江口，襄阳正式丹江口的下游第一个城市，未来将深受其害，国家害一城，不如造福一城，定都襄阳，充满了隐喻。国家是造福万民，还是以万民为刍狗？襄阳即是试金石。

 

襄阳与南阳和信阳一样，既居天下之中，处四省通衢，交通便利，通达全国。人口与城市规模亦适中，而且襄阳东部有大别山，长江口有上海，南京，马鞍山，九江，武汉等屏藩，北部亦有秦岭作为屏藩，国防安全上有保障，在金庸的名作《神雕侠侣》中，襄阳即为南北之间的重镇，现实中亦确实名不虚传。在经济上，襄阳处于中原城市群，中三角，成渝经济圈，关中天水经济带之间，足以均衡全国。

 

南水北调，不如迁都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