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李野航被压迫者的四种态度

在这个世界上， 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是长在人类身上的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它注定将与人类的命运相始终。人为什么会压迫他人、剥削他人，社会学家们有着大量的剖析，兹不赘述。这里我想谈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被压迫者应对压迫所表现出的四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态度

 持有这种态度的被压迫者通常属于那种胆小怕事、脑子灵活、善于适应环境的人。在他们受到压迫的时候，并非不愤怒，但他们知道这一点用也没有。他们于是乎明智地选择侍奉和讨好那些施加压迫的人、并梦想有朝一日也会跻身与施加压迫者的行列、通过压迫别人来出一口恶气。他们就是我们通常称为“为虎作伥”的人。他们本是受害者，一旦“媳妇熬成婆”，他们会变本加厉地把他们所受的苦转加到别人的身上、借此发泄他们心中集聚已久的仇恨。他们通常不信宗教。他们更希望没有天堂地狱、没有神佛、没有因果报应。如果有的话他们会很恐惧，怕他们施加于别人的有朝一日再回到他们的身上。如果他们有什么人生信条的话，这信条就是“即使不择手段也要出人头地”。他们其实也很可怜，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幸福与心灵的平安，感受不到文化的滋养，他们最大的享受，就是由奴才变成了主子、有机会扬眉吐气、从报复他人的过程中寻求快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多了，实际上这样的人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直接接触到的社会景观的主要部分。

 第二种态度

 这种受迫害者属于那种性格单纯倔强、头脑简单、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他们一旦受到了压迫，就不假思索地选择抗争。当然他们的抗争本质上不像是对抗而更像是一种请愿。他们就像《秋菊打官司》中的女主角，为了争一口气、争一个理，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告御状的路，并固执地相信这世上总会有包青天、自己终究会遇到包青天。当然，残酷的现实通常和他们的希望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们的请愿带来的是更多的迫害。但这迫害不但不会吓到他们，反而会成为一种让他们上瘾的兴奋剂；迫害所带来的屈辱感反而为他们呼求与寻找包青天的行为与想法提供了更大的精神动力、并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屈辱恰恰是一笔财富。因为他们认为更多的屈辱会让他们在有朝一日遇到主持正义的包青天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报偿。当然，他们也明白，有可能他们的请愿的结局是最终也没有能遇上什么包青天、他们甚至会因此最终搭上自己的性命。但这也不会让他们打退堂鼓。当太多的屈辱凝结成一种刻骨的仇恨的时候，他们也就自然地找到了一种用极端弱势对付极端强势的有效办法，这办法就是把自己的命看得极不值钱，然后用这极不值钱的命去作为赌注、与极端强势的施加迫害者玩一个关乎人性与灵魂的博弈游戏。他们抱定必死的决心，用死去要挟那施加迫害的人。如果施害的人心软下来，他们就赢了。如果他们被害死，他们那“不值钱”的血也可以“溅”在那施害者的身上，用那血去让那施害者背负永远的诅咒。即便这样，他们也算报了仇。对于这样的人，那些施加压迫的人是最头疼的。整死他们吧，理由很不充分。不整死他们吧，他们又在制造麻烦。万一真的出了个什么包青天，这些施加压迫的人的麻烦也就大了。这些施加压迫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放弃他们压迫人的习惯而对别人仁慈一点呢？如果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曾经遭受压迫而后来改变命运出人头地的第一种人的话，改变习惯就很难了。因为把自己曾经遭受的转移到别人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动力所在。这就是人性、罪孽深重的人性！

 第三种态度

 持有这种态度的受压迫者属于那种有思想、受过一定的教育、有着强烈的斗争精神和过剩精力的人。实际上他们属于社会精英，但命运并没有因为他们是精英就给他们更好的处境。较高的自我期许与看不到希望的处境的反差会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因为他们是精英，他们不屑于通过侍奉压迫者而改变命运；因为他们是精英，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自立山头、改写整个游戏规则。因此，当他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会探究那些压迫人的人借以肆虐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本质以及运行规律。当然，他们自然地就会对他们身处的世界的本质持有某种观点（也就是一切思想左倾的人所持有的那种观点）。他们不再把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看作是命运或者是某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迫害，他们会把这上升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高度。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将积极地投身革命事业，组建自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且试图通过斗争掌握政权来彻底改变自己所处的世界的“生产关系”从而彻底改变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阶级的命运。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里，他们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斗争会催生出一个成熟的、懂得出让一部分利益义保全自己的资产阶级。他们会与这个成熟的资产阶级构建一种既斗争又妥协的合作关系、就如我们现在在北欧看到的那样。在一个不太成熟的社会里，他们就会演变成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取得胜利的前提就是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消灭。他们要的不仅是“剥夺剥夺者”，他们还雄心勃勃地试图彻底地改造人性，试图人为地去制造一种被叫做“社会主义新人”的新人类，并借此彻底改造世界。然而，消灭了旧人并不意味着新人就会自然产生，“新天地”的“选民”仍然带着不可克服的“原罪”，可悲的是：他们所召集来的受压迫的拥趸们通常会是我所例举的持第一种态度的人。他们支持革命可并不是为了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而只是想借机让自己从奴隶迅速变成主子而已。因此上，在被占据的消灭了的资产阶级留下的空位上，新贵们继续干起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勾当。在这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漏洞显现出来了：受压迫而起来革命的人不一定“觉悟”，不一定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不一定自然会对受压迫者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未必不会堕落到比老牌压迫者更坏的地步！据说，当年毛主席一想到自己干一辈子革命，到头来还是一切照旧、还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就哭了。故事真不真且不说，但故事透露出一种对革命的最深刻的绝望情绪。

 第四种态度

 对革命绝望的社会精英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思想：这必然败坏的世间哪能实现绝对的正义？绝对的正义只存在于上帝的国度。于是乎，他们便从革命者转而成为寻找上帝的神秘主义者。（这种人在德国就是路德、在俄国就是别尔加耶夫、索洛维约夫、在法国就是西蒙娜薇依之类的人）。他们会产生一种在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想法———遭受压迫恰恰是人与神恩的相遇点，人在遭受压迫中，才能真正领悟到耶稣救赎的奥秘、也就是通过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并一同复活的奥秘。因此上，当自己遭受到来自这世界的压迫时，不但不应该打倒这世界，反倒要将它视为一种恩典来接受、正如耶稣把受难的“苦杯”视为一种必须成就的使命一样。在他们看来，不义与败坏恰恰是世界的本质属性，世界本来就是魔鬼撒旦的属地，人试图打败或改造这世界的一切企图只会让人恰恰中了撒旦的圈套。而真正战胜撒旦的秘密武器只有一个：就是软弱地被撒旦给害死。因为对于撒旦而言，善与正义是一剂毒药，撒旦一口吃下了身上带着善与正义的人，撒旦也就被“毒死”了。而怀有善与正义的人也会因为肉身的死而在灵魂上重获新生。对于路德之类的人而言，这才是最终极的奥秘、是解答压迫与被压迫问题的终极答案。有意思的是，卡尔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自称自己其实是路德那样的人，但又说自己与基督教的唯一区别就是“把天堂拉倒了人间”。说他们俩是同一种人，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那种不满压迫而奋起革命的精英。但他们又在看待世界的本质的问题上分道扬镳、并构成了一正一负的两个截然相反的镜像———马克思一类人靠打败世界来打败世界，而路德一类人靠被世界打败来打败世界。马克思一类人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而路德一类人则是革命的悲观主义者。或许有些人能理解并接受马克思式的态度，而理解并接受路德式的态度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因为这种态度实在是太神秘了。那么，到底是消极一点好还是积极一点好？我真不知道。

 上述对待压迫的四种态度，我不想简单地分个孰优孰劣，因为它们都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持其中一种态度的人要理解其他三种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难的。但对于受压迫者而言，知道对待压迫的另外几种可能性是很有必要的、再坏的境遇，也隐藏着太多的变数。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有意无意喜好施加压迫的人而言，了解受压迫者的几种可能性反应则更有必要。受压迫与施加压迫的角色不是绝对的，角色很可能随着时势而互换。迫害者变成受害者或许只在呼吸之间。那些喜好压迫人的人，如果看清了这一点，也就可以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