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只能靠保障民权平等

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但对比自己的银行账户，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不公平，为什么？

十八大过后，提高劳动报酬占社会总收入之比，解决社会收入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决策层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但如果解决此类问题，又成为一大难点。从目前媒体报道的资讯看，似乎还是要从加工资，减税以及给地方下指标的数量化政绩考核方式。

据报道，在近日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改革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副司长刘浩表示：“收入分配关系或结构的调整，实质就是数量和比例关系的变化。因此在改革设计中，最好要有定量化的调节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6.7个百分点，而政府所得在GDP中的比重略升1.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营业盈余年均增长18.02%，利润和生产补贴提高较快。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刘军胜表示，“从宏观角度看收入分配，国家以税收参与分配，企业以利润参与分配，居民以劳动报酬参与分配，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应该多关注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简单一句话，就是政府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工资。

有人谈论所谓制度改革顶层设计，那么你要小心是否会被顶层设计……感觉这有点像钓鱼，鱼饵嘛……

姑且不论以上政策落实难度，单就提高工资一项，其实问题很多。因为在劳动力供应总量持续萎缩的大前提下，只要经济稳定增长，人均实际收入应该是稳步攀升的，似乎不用管收入再分配的问题，市场自然搞定一切。但麻烦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简单的政府企业占总收入之比过高的问题，根源而是公民权利不平等。

早在2010年，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他们不需要施舍，也不需要你们乐善好施，他们只需要长大后高考录取率和你们一样，到城市务工经商不被撵走即可……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昭然若揭，那就是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就不能简单的财政减税与企业加工资等数量化考核手段，而应该从消除城乡户籍、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基础产品价格市场化等多方制度改革入手，消除公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不公平现象。

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办法，真是再简单不过，政府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同工同酬，让李刚老爸的权力得到监督，如此，天下太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