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长期挑战在哪里？

当前，中国经济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之后，再次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从短期来看，困扰我们的是经济下滑风险加大与潜在通胀压力难以消除的双重矛盾。但从长期来看，则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迫切需要解决。对此，也需要我们的宏观调控思路不断加以完善，更有效地运用政策来解决经济难题。

一、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就中国经济长期能否实现平稳发展来看，有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我们知道，一国的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与政府投资，实际上支撑了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随着出口方式的转变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预计会有所弱化。而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未来投资的拉动效应也难以长期持续。就走向工业化中后期的大型经济体来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来源于消费。所以，未来能否真正增强消费的拉动作用，或者说如果这一转变短期内难以实现，需要以什么方式来维持过度阶段的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

    第二，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这里似乎有些老生常谈，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长期来看，资源密集、环境不友好的发展方式，肯定会逐渐体现出巨大弊端。而短期来看，要想不付成本地轻松跨越工业化中期阶段，也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如何能够在不损害经济发展进程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中遇到过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挑战。

    第三，经济结构的优化问题。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谈了很多年，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产业结构问题，表现在第三产业发展力度仍然不足，第二产业内部还缺乏高端产业。二是产品结构问题，例如还没有真正通过创造条件，来激发广大农村区域的产品消费潜力。三是区域结构问题，东中西部在某些方面的差距仍在扩大。四是城乡结构问题，尤其是在城镇化不断加速时期，城乡经济发展与居民福利水平在部分地方却在拉大。

    第四，经济成果的分享问题。这也是关系和谐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问题。这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初次分配来看，如何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之间，更加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避免资源向某个部门的过分集中。二是从再分配来看，尽量使资源转向最需要的部门或个人，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对此，不仅需要政策思路的引导，更需要把经济成果分享的方式，以制度形式规范下来。

    第五，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曾几何时，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源动力与主题，也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仍然需要重视体制改革，当然这种改革并非一味强调市场化，也不是片面依靠政府力量，而是根据中国这样一个“巨国经济”特点，寻找合理的“中间道路”。

    二、未来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我国经济可能陷入危机的讨论经常成为海外学者热议的话题，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只是有过几次周期性的低谷，并未深刻体会过一场真正的经济危机。

对全球来说，能逐渐度过2008年的低谷，中国因素起到很大作用。对我国来说，之所以还谈不上经历危机，外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尚未演变为全面经济危机，内因是强有力的政府预算能力，以及城市化带来巨大的投资拉动。然而，如果从长周期理论的视角，202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假设百病缠身的全球经济马车届时再次垮掉，则我国经济则会真正面临内忧外患。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经济开始面临两方面巨大挑战。一则，从需求面来看，目前加速城市化时期已经到来，到2020年左右城市化带动的投资动力必然会弱化，甚至逐渐达到临界点。伴随着忽视结构的工业化进程，缺乏技术进步支撑和劳动生产率下滑，也使制造业投资不容乐观。在缺乏公共服务与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还难以主导需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我国战略转型也使得出口拉动效果下降。因此，如果不进行经济模式改革，必然会出现GDP“三驾马车”难以为继的时刻。

二则，从供给面来看，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技术的作用。长远来看，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导致储蓄率下降是肯定的，而人口红利消失也会使劳动力因素弱化，由此没有了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支撑的高速增长，还能够依靠什么？如果说靠人力资本因素，那要看到其影响是复杂的，即使在新增长理论中，也是具有严格约束条件的。具体到我国，似乎仅靠学历教育促进的人力资本提升，并未对增长起到多大作用，我国更需要是熟练技术工人和专业型人才。就技术因素来看，政府推动的自主创新仍然进展缓慢，政策强调推动技术进步已经多年，我们却仍未摆脱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

三、应对挑战与危机的对策

学者往往会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药方，我们认为，要应对这个十年末可能面临的危机，需要三个药方。

其一，就要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入手，这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首先，以提升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作为国家战略，这就需要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消费渠道和手段等方面全面改革。其次，从收入角度来看总需求，非政府部门的收入规模比重受到抑制、边际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这也是危机的前兆，更需要政府通过二次改革来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尤其是要约束国有资本的低效扩张，且在要素市场打破垄断。再次，从总供给来看，既应该以新的教育理念来优化人力资本，也应该大力促进“草根技术进步”能力，使得自下而上的民间创业和创新成为企业精神主流。

其二，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外各界对于我国经济的信心，来源于我们的财政汲取能力。换句话说，政府的现金流量表虽然出现压力，但是资产负债表仍然不错，有庞大的土地资产、国有金融和非金融资本支撑资产方，应对隐形负债。然而，一旦经济下滑、信心丧失，失去流动性的资产同样可以成为“炸弹”。因此，未雨绸缪来优化政府资产负债表，适当紧缩政府资产负债规模，也是重要的选择。

其三，强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能力。在金融传染日益凸显的今天，如果应对和转嫁金融危机的能力不足，往往会为发达经济体的转型“埋单”。所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制定，稳步推动金融国际化进程都是必要的。当然，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是前提，否则超前的金融开放反而得不偿失。
    总之，只有进行第二次彻底的经济与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真正的危机挑战，化“经济危机”为“周期波动”，否则就只能如教科书中所言，靠痛苦的危机来解决潜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