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真假难辨

作者：李铁

过年回老家，与老同学聚会。席间有同学得知我在《南方周末》工作，带着极其复杂的表情问我：“你们报纸是不是在公信力上有些问题？好像很多人都在说你们报纸是散布谣言的汉奸媒体。”我当时就石化了，因为敝报的招牌就是敢讲真话，一向是靠公信力和良知混江湖的。怎么会有人往相反的方向说呢？同学赶忙解释说，也是听网上说的，自己也不太清楚实情。

带着惊诧回到了家，上网一搜，果然有人说咱是一贯造谣的汉奸媒体。虽然那多数都是些敌视南方系的人，但确实也能忽悠到一部分只接触到片面信息的，有老同学如此发问，也算情有可原。

冷静一想，在咱们这个社会，像这样黑白颠倒，让普通人真假难辨的事还真不少。就拿我们媒体这一行来说吧，有良知的真记者成天被权贵势力跟踪，追着打，而假记者却拿着假记者证写着软文，到处要挟钱财。

与媒体搅在一起的还有各种公关产业。打开电视，到处是招摇撞骗的医疗广告，还拉着一帮名人坐台，做权威状，一般人哪里分得清真假。而媒体报道出来的许多打假揭黑的负面新闻，却又被一些部门禁的禁，删的删。许多公关公司吃的就是这碗饭。

以著名的“达芬奇家居”为例，现在你随便在街上拉住几个人问，没几个人会知道达芬奇家居是冤枉的。尽管《新世纪》等媒体用扎实的调查报道证明，当年达芬奇家居完全是被央视的不法记者勾结一些媒体人和公关公司，敲诈勒索，伪造证据而抹黑的。相关的几个人早已被踢出了媒体圈。但知道达芬奇前半段故事的人多，知道后来被澄清的故事的人少得可怜。谁叫你碰上的是央视呢？达芬奇就这样生生被整得从此一蹶不振，新加坡老板真是欲哭无泪，大呼不懂中国国情。

作为一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连央视都让人摸不着真假黑白了，你还让老百姓能擦亮火眼金睛，辩得清哪个是人，哪个是妖，实在勉为其难。

再举个公益领域的例子，红十字会、儿慈会这些国字号的公益组织，谁会想到他们会打着国家招牌，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呢？另一方面，像袁厉害这样的民间公益人士，却又饱受争议。 

现在薄熙来、王立军倒了，一些人才知道李庄不是个黑律师。但确实又有不少以捞人为生的黑律师，在保护伞下继续作恶。现在我们知道当年李庄案是一些人玩弄司法，伪造证据，强加罪名于人的冤案。但当一个堂堂的一个直辖市的一把手和公安局长都能枉法整人，还有什么真相，还有啥事能信呢？

最恶莫过于黑白颠倒，真假不分。咱们去翻翻伦理学的经典著作，就会发现，各位大师在论述道德的基础问题的时候，谈的往往是公正分配的问题。比如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正义论》，说的就是分配问题，正义就是公正的分配。也就是说，如果黑白颠倒，好人得不到好报，那社会的道德基础就彻底坏了。说得严重点，这是一种末世景象。

只要有社会的地方就有造假和谣言，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过中国的造假与谣言却有着自己的特色。除了上面说到的范围广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辟谣澄清的效果差，无论是谁来澄清，信者照旧。 

这一中国特色的真假难辨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说是民众的素质问题。这点我是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发现老外到中国后，比中国人更容易上当受骗，咱老百姓的警惕性和辨别力那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这可都是练出来的。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真假难辨，恐怕一些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原因恐怕是更值得探究。

首先是权威的丧失。当央视都与黑公关勾结，公安局长参与制造伪证的时候，有负面新闻都被灭掉的时候，你会感觉再无人可以相信。

 民众不但不相信政府的权威发言，而且对媒体和专家的发言也不相信，这也难怪，一直以来，我们在机构的设置上面，媒体和专家都没有真正独立过，他们都只是政府机构的延伸而已。何况媒体和专家沦为欺骗民众的帮凶的事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公信力的丧失也是必然。

另外，很多民众相信政府有某种“阳谋”，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可能真不是一回事。尽管多年来政府都在打击传销，但很多传销者依然相信，国家其实是“暗中”支持的，只是不能明说，是怕引起哄抢和恐慌，国家有更深远的打算，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我们也不能怪民众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来鉴别真伪，因为几千年来，民众看到的是太多的宫廷化、暗箱化的政治运作，公开化、阳光下权力行使太过稀缺了。在“稳定”、“大局”的幌子之下，我们的权威机构发布了多少谎言？连伟大领袖都大张旗鼓地玩起了“阳谋”，玩起了“引蛇出洞”，你如何让民众相信，你不是在暗中做相反的事？

     封闭的决策体系、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政府机构、批评声音被压制、公共信息不透明，往往才是谣言生长泛滥的最肥沃土壤。权威部门都撒谎，安能辨我是真假？

本文为网易博客特约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