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由主义需要“清理门户”？

为什么自由主义需要“清理门户”？


清理门户是调侃的说法，真正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的自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姚中秋对此提出的看法与海峡对面的江宜桦一模一样，就是说中国自由主义在衰落，未能得到公众的接纳。显然，这样的看法不符合实际，也许对台湾和香港是如此，但对中国大陆绝非如此。事情恰恰相反。严复百年前青灯黄卷译述引介，百年之后，市场、自由、公民、法治理念虽尚待落定，但已然蔚为大观，奔腾如江河巨浪。曾经的激进风烟又何所在耶？

然而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发展仍然面临着自我认知不足的缺陷。如果只从有形的角度看，它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和影响，特别是明显缺乏许多可识别的外在标志来指认其实在性。许多人仍然沿着这一眼光，期待看到单一均质的有形的自由主义运动。但实际上，这些人是戴着三四十年代左翼社会运动的陈旧眼光在看问题。因为自由主义强调的并不是什么有形组织，而是更广阔的社会秩序。因此，它本身并不强调有形组织。

在中国，自由主义理念呈现出来的是多元实践的格局，起码可以简要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自由主义。此处引用了俄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一概念，用来描述由政府在政策层面和准制度层面的自由化实践及其积累。这方面的进步是巨大的。从包产到户和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到经济特区，大规模地开放对外贸易，等等政策，直到提出特色主义基本路线，都是积累起了丰富的自由主义资源。人民，特别是沿海和工商发达地区的人民从中得到了实惠，积累了财富和资本。在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中产阶层。体制外的市民社会开始有了雏形。这是自由主义理念日益得到公众倾听的重要现实基础，否则它还只会是小圈子里的话语呼喊。

其二，经济学家和策士智囊圈子中的国策自由主义。他们参与了国家政策的参谋与建议，虽然并不是介入决策的核心，但能够产生影响。而且政策辩论经常通过他们的争论而呈现出来，形成了政治信号输入与输出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部分因为多少会接触实务，因此对事关国事的经济和政治理论、中国的国情及改革开放实情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经验较为丰富。其见解往往因此而具有笃实和前沿的特质，也往往因此而难为外界，特别是非政治经济背景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公众理解。

其三，公众舆论与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这一部分主要由学院中的文科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和草根平民思想者组成，他们的知识背景极为混杂，但因为善用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平台，其意见虽然不一定对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但绝非微不足道。而且这种影响随着积累而逐步而放大。这可以从对微博及舆论的重视上看出来。在这一部分中真正领衔的观念并非自由主义，而是各色社会民主主义。包括南方系在内的媒体中，大量所谓的自由派，皆是此类物种。

当然，还有一些溢出这三项分类的面向，此处便不涉及了。

如果这样来观察就会发现，自由主义在中国当然不是组织化的运动，但却已然成为历史演变的重要力量。百年曲折，生死跌荡，中国社会才达到几项不能变动的基本认知——没有市场活力，不可能有发展和繁荣；没有法治，不可能有秩序与尊严；没有个人奋斗，不可能有创新和进步。这些认知已然构成了社会不可否认的是非标准。尽管它们绝非受到足够尊重和敬畏，但哪怕是回炉重生的激进分子和只知贪腐的分子在口头上也不敢再大张旗鼓地反对这些。就此而言，自由主义在一百来年的短暂历史中所成就的，远远超过舆论中口诛笔伐的不堪景象。

当前，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必要灰心丧气，更没有必要另傍“高枝”，而是要正视自身的成就与不足。

真正的不足是缺少对中国实况的耐心细致的研究与认知，而不是什么传统支援。中国的传统只有强大的大政府主义和国家崇拜，而缺少理性的权力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自由主义千古一脉的道统是不存在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百年来自由主义已然积累起了自己的中国道统，就是与世界上普适性的自由主义理念没有差别的自由理念。我们的最大不足是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理念领会还太浅，还太粗糙，还太掉以轻心。不严肃，不较真。因此在知识上和分析中国问题时，流于表面，常常轻率作结论，结果是误人误己。究其实质，在于对于自由主义的理性和科学的知识基础还支援不足，而这是非常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面对这一不足，论者往往以儒家清官和批皇权来顶替理性自由主义传统，然而却少有人识破，而是跟着起哄叫嚣。显然是因为这些人在诊断时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从主观的道德情感出发，这恰恰是既不知世事，亦不知传统的误解。对这种儒家宪政主义或儒家自由主义风气不可不慎处之。其代表人物是余英时、姚中秋之流。

另一路与之实质相通的则是所谓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姑且如现在流行的那样，命名其为自由派。其代表人物是徐友渔、秦晖、朱学勤等人。其实质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类人普遍缺乏现代社会科学的常识，而是以其所亲身经历过的红卫兵时代的道德狂热来看待现实和历史，轻佻而狂妄。从来不严肃认真对待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一批人还制造分裂，挑动分歧和道德歧视，饱蘸意识形态狂热地攻击源自于国策论辩的、以政治和经济学为知识背景自由主义思想，甚至进而攻击三十五年来的改开放的巨大成就。

与这两股思潮相配合的，则是各种轻佻和肤浅的民间民粹主义叫器，无论是“民国范儿”的民国热，还是更加口号化的民粹主义普罗，都深深渗透着这股反理性、反自由、反市场的思潮。

这两股思潮和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有其共同特点。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一，强烈推崇福利国家；以所谓实质平等偷换形式平等。

二，明里批评公共权力，暗里扩展公共权力边界。

三，反对一切权威，乃至合理的权威，在权威与变革的关系上鼓噪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虚无情绪。其极端者，拒绝讨论中国现代国家的生长与市场成长的内在关联，动辄以民族主义予以拒斥和妖魔化。

四，对市场缺乏理解，或不愿理解，借口市场失灵鼓吹各种干预主义主张。

五，对历史作影射论解释，变成意识形态工具，而不是尊重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盛行。其极端者衍成了反儒家反传统反汉文化的反向种族主义歧视。

六，鼓吹民主崇拜和道德崇拜，骨子里是人民主权论。同时，因为道德狂热而热衷于文化造神和文化寻神。

七，常常有人抱怨自由主义缺乏组织力，不能收速效之迹，政治机会主义意图明显。

八，从来不区分目的论理与责任伦理，鼓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九，以抹黑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式将古典自由主义理念边缘化。客观上与肆意利用公共权力寻租的权贵和愚蠢者结构了共谋。

十，以宪法文本说事，用以冒充宪政主义话语，不以宪政之本来原则讨论问题。其实质是各种迷信立法行动的立法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他们有意无意把宪法政治视为有宪法的政治，而不是视为自我维持的限制权力的政治。后者需要的不是宪法文本而是复杂的社会结构。consitution本意就是构成、组成，指国家和社会是由各部分组合成的复杂秩序。

这些思想观念显然都是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各色激进主义。仔细检校起来，其实都是上世纪上半叶的旧货，毫无新意。其根源皆可回溯到孙逸仙等一脉激进主义分子和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和儒家自由派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余脉已然在败坏三十五年来积累起来的自由经验。它们应该被认清，应该被批判。否则它们只会贻识自由理念在中国道成肉身。

属于这个伪自由主义者行列的有：徐友渔、何清涟、许纪霖、王元化、李慎之、秦晖、金雁、鄢烈山、笑蜀、贺卫方、朱学勤、蔡定剑、秋风、张鸣、李承鹏。当然，这个名单可以持续扩展下去。

让社会民主主义的归社会民主主义，让儒家的儒家，让自由主义的归自由主义。分清了位置才好作真正的对话。

因此，中国在九十年代并不存在徐友渔等人自我吹嘘的自由主义思想兴起的局面，恰恰相反，自由主义观念的成长是在新世纪。大量在市场化改革年代通过亲身经历和学习思考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市民，这些人构成了上述三大自由主义版块中最新鲜，变化最快的一部分。

道成肉身的关键在于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中国被实践，被传布，被体证。自由主义需要真正奠立对自由、法治、权利、宽容的纯正理解和理性对话的机制，而不是进行道德谴责和轰炸；需要对中国问题的理性和富有知识含量的认知。最后，还需要扎根于市民社会的实践性。江湖庙堂可以对话，权威市场各自分立。不求速度，不求狂热，只求踏实生活，尽一己之责，言一己之言。

这一种生活方式所许诺的只是个人对自我负责，遵守与他人的契约，诚恳，踏实，珍惜个人名誉和独立。不关乎贫与富，达与穷。有了这样的民间，才会有活力，才会汇成巨流，点点滴滴浸润荒土，推动从微观到政策再到制度的逐步演进。

不舍涓埃之力，方成长青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