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乃兴盛之道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第一代君王铁马金戈开疆拓土，好象功业巨大影响深远。然而，他们在武功方面或许气吞山河；在文治方面却乏善可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组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倒是第二、三代，能在国家建设民族强盛方面做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功业来。

我们不妨来看看离我们最近的“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治世。它包括清朝时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5年止，历时130多年，这期间，社会经济从明末清初战争的疮痍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发展，登上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治世局面，清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首先看经济指数，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占有量等方面作进一步考察，据《清实录》载，已知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全国耕地达7。8亿亩，至乾隆朝已突破十亿亩。而人口增长尤为迅速即康熙六十一年突破一亿人口大关后，仅过半个世纪，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突破三亿，以此计算，人均耕地仅3亩多一点。一年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可见其农业已发展到了很高水平。再看财政，顺治时，入不敷出；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不足1000万两；雍正五年已达到5000万两；乾隆朝最盛时，国库存银高达8000万两。国家财政充足，惠于民施，大规模减免钱粮，仅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地亩人丁银共1。17亿两。又自康熙五十年起，3年内总减免全国新征、旧欠，共银3206万余两。同时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两项决策，实属空前之举！乾隆时，先后四次减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此举堪称中国历史之最，突出的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看疆域。康雍乾三朝开疆阔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清代中国版图，从西部喀尔巴什湖到东部海疆，乃至南沙群岛都达到了极限，行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也是“康乾盛世”时奠定的基础。

那么，这一成就的取得，关键何在？我认为，就在和解二字。

首先是民族和解。康雍乾三朝坚持国家“大一统”并制定若干正确的民族政策，使边疆安宁,长治久安。早在入关前，清朝已建立了满蒙汉的政治联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亲谊政策，将东北及北部今内外蒙广大地区纳入到清朝统治之下。入关后，清朝统治者的国家疆域与民族观念为之一巨变：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的重要思想，突破了2000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发展到了极限。然而，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抵制“大一统”，屡次兴兵作乱。康熙二十九年首战噶尔丹、再战策妄阿拉布坦；世宗时三战噶尔丹策零，高宗时先战达瓦齐，再战阿睦尔撒纳，三战新疆回部霍集占，皆以胜利告终。截止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三代人共花去70余年，以重大代价赢得了最后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西南地区，雍正朝实施体制改革，废土司，设流官，即“改土归流”，于乾隆初年全部完成。

其次是政治和解。 封建社会中盛世的形成，皆非偶然，造成盛世的直接原因有种种，但根本原因要看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和具体做法是否得民心，顺民意——换言之，就是要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和解。清朝入关后，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气。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世祖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实行这一政策，政治形势好转，使清朝在中原得以立足。康雍乾三朝仍把吏治摆在了治国的首位，圣祖“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严惩贪吏，奖励廉吏清官。如于成龙、鄂尔泰，都是当时著名的清官。世宗即位，向全国臣民宣布：“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又加大了打击贪官的力度，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要求各级官员必“以实心行实政。”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民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一脉相承，不计地位与权势，如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朝中高官，连同皇亲国戚，只要犯赃，必予严惩。高宗以贪污罪处决了其内弟、原任两淮盐政、后任内务府总管高恒，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数十年不断整顿，吏治改观，用“源清流洁”、政通人和来概括，还是恰如其分的。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和解，化解了社会矛盾，使社会运转有效，成本降低。

最后是经济上的和解。兴盛与否，最根本的表现是民生如何。康乾时期的统治者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以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经济，实施“裕民”之策，达到家给人足。这也是康雍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清朝统治者起源于渔猎民族，其重视农业的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汉族王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清实录》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发展农业的记载。他们以农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圣祖说过的一句话：“农事实为过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他强调：“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开始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主要有：全面推行垦荒政策，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起，要求五年内将全国的荒地全部垦为农田，凡垦荒成绩突出的省份和官员受奖，反之则受罚。资助农民垦荒，起科年限一再放宽，用以鼓励垦荒的积极性。至雍、乾时，垦荒向边疆地区发展。与此同时，指令各地特别是驻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土地广为开垦，耕地逐步增长。据清朝官方统计：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底，全国土地已达7。3亿亩；雍正时增长到8。9亿亩，乾隆末已超过10亿亩。故史称：“盖自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此外，又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整治运河。自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实施治黄，历三十年，肆虐半个多世纪的黄淮水患得以根治，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农业连年丰收。乾隆时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实行高投入，又胜过前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康雍乾三帝深知此中的道理，不断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其生活状况，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诸如反加派、克扣、勒索等，力保农民的合法利益，为农民减租减赋，实行减免、赈济等政策，使百姓得到实惠。其他如建各类仓储为百姓储粮，以备荒年。以上几个方面使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生活获得安定，亦使社会得以安定。

要之，康雍乾三朝所以出现“盛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社会各领域实现了全面和解。今天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正带领全民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复兴之路也应该就是和解之路：民族和解，包括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和解；政治和解，包括各社会阶层，大陆与台湾的和解；与国际社会的和解，包括不受意识形态限制，跟世界各类型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如此，则不仅复兴可期，而且盛世有望。

（文章原写于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