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索骥之外

把旅游说成是按图索骥，大概是没多少人会反对的。对多数旅行者来说，能索到骥，目的就算是基本达到，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转完一圈回来之后仍有“不去终身遗憾，去了遗憾终身”的抱怨。对于我来说，骥自然要索，但骥之外的东西我也很看重，而且，索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给自己带来的乐趣是一点都不亚于见到“骥”那一刹那的快乐的，因此，在这篇记述欧洲之行的短文标题中我要在按图索骥之后续上“之外”两个字。

毕加索博物馆中想开放

在印象中，欧洲多数国家是很开放的，毕竟人家搞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印象往往是靠不住的，至少我的经历告诉我，欧洲有的国家开放，有的国家不怎么开放，有些方面开放，有些方面不怎么开放。毕加索博物馆是每一个去巴塞罗那的人都会想去的，不去你都会觉得对不起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但令人不解的是，其作品的文字说明和作者的生平介绍竟没有英文，而只有西班牙文和当地语言加泰罗尼亚文。虽然多数的画都似曾相识，毕竟我国已出版有很多相关的图书和文章，而且有些书也是用他的画作插图的。但由于语言不通，对画背后的故事就难免不甚了了。看完出来，心灵受到了震撼，但有关毕加索个人和绘画的知识则增加不多。具有国际性地位的毕加索博物馆尚且有语言上的封闭性，主要是区域意义上的电视台就更是地道的西班牙了。在巴塞罗那生活半年，基本上没有在电视上看过英文节目，哪怕是新闻。好在欣赏足球不需要解说，而素有足球强国之称的西班牙又几乎天天有赛事，因而晚上的生活不至于太单调。

与西班牙相比，属于北欧的瑞典则显然要开放得多。比如，绝大部分瑞典人都能听说英语，美术馆博物馆的展品有英文说明，电视里的英文节目也很多，至少每个台每天晚上都会播放一两部英美电影，因此，虽然冬天的瑞典夜晚特别的长，但也没觉得特别的寂寞。尽管如此，瑞典在某些方面也给人以不开放的感觉。比如，路上的标牌都是瑞典语，交通车上也没有英文报站名。我住的小区有很多外国学生，而且我敢肯定，他们大部分也像我一样不懂瑞典语，但小区内所有的通知都是瑞典文，以至于我必须经常问别人，以防重要信息被遗漏。

我国常被人认为比较封闭，但若以上述例子作对比的话，则应该说是很开放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比如地铁乃至公共汽车上的英语服务，随处可见的双语标牌等，这在欧洲发达国家也是很少见的。至于电视节目，我们就更能感觉到开放性了。记得刚到歌德堡时特别想知道国外电台是如何报道中国的，但出乎意料，无论是瑞典的电视频道，还是欧盟的EuroNews，都很少有有关中国的新闻，偶尔有一点，也多是消极的。后跟Bjorn Gustafsson教授说起我的看法，他用“No news is good news”相回答，对此我深表认同。我国现在有很多电视台，而且几乎每一个电视台都有时间长短不等的英语新闻。也许有很多地方台的英文节目压根就没有几个人收看，但我们是不能否认主办者对外开放的良苦用心的。

所以，什么是开放，什么是不开放，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也许有人会说，毕加索博物馆只用本国文字作说明，是旨在保护民族性，不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吗？若此，我国倒是有失去自我的可能性的。

钻石中心的中国人

多数到国外旅游和生活的中国人都有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尴尬经历，但说良心话，我们是不能怪他们的，因为一方面我们东方人在外表上确实有某种相似处，就像我们东方人很难区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样；另一方面，到国外旅游对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一种奢侈品，而多数日本人早就把出国旅行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老外的心目中，是只有日本人才会到他们的国家来旅游的。8月份我和妻子参加了一个旅游团，期间有个西班牙人问我是什么职业，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现在仍很穷，是没有能力与他们一样参团旅游的。可见，误被当作日本人虽然很难受，但要改变他们的偏见，还得靠我们自己。我想，等到将来某一天，当多数日本人在国外被误当作中国人时，则我国就应该算是发达国家了。

不过，对阿姆斯特丹钻石中心的经营者来说，中国人的地位是一点都不会低的。该钻石中心与王国博物馆相连，离梵高博物馆也很近，它具有供人参观和出售钻石两重功能。由于中国人少，一般的旅游景点几乎没有中文介绍，因此，有时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或提醒外国人注意中国人的需要，明知没有中文资料，我也会问有没有的。但钻石中心不同，它不仅有中文资料，还有中国导游，而且不止一个。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任何事物的存在总有其存在的理由，钻石中心之所以会请几个中国人参与，我想绝对不是为了方便国人参观这一功能的，而且与梵高博物馆、风车村、新市场等景点相比，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钻石中心甚至都很难算得上是值得参观的地方。它聘中国人，恐怕主要还是为了实现其钻石售卖功能的，而且，可以肯定，去那儿购买钻石的中国人不在少数。当然，我们不能说去那儿购买钻石的中国人都来自大陆，但说很多来自大陆的国人常光顾那儿却是可以的，因为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能操英语，中文服务似没有必要。

这么说来，中国人现在是很富了，否则，除交通、食宿、门票外，哪还有那么多的剩钱购买同属于奢侈品的钻石？而且，对于我辈来说，欧洲一趟来回的交通、食宿等所需费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不过，这有可能是假象。因为那些在名胜古迹前流连、在豪华商场里往返、身穿西服领带、手拿高级相机的国人，大多是以考察名义出来的，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交通、食宿、门票等支出并不需动用自己的腰包，他们需自己支付的只是准备往国内带的名牌服装、名牌香水、名牌钻石等。而且，即使这些纯粹的私人品，说不准还有部分得走公共支出的帐，因为，据说出国考察的人是每天都有补助的。我也经常碰到纯粹自费出国旅游的国人，但据此说中国人现在很富了，依然有可能是假象，不信，你就想想0.45的基尼系数意味着什么吧。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人现在确实比以前富了，但究竟富到什么程度，是不能从出国旅游者身上找到答案的，不过，从他们身上我们倒是可以知道，中国离改革的成功仍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

神圣家族教堂与外部性

说来惭愧，在去西班牙之前，我并不知道建筑家高第(Gaudi)，但实际上，高第在巴塞罗那的地位是一点也不亚于毕加索的，甚至还要高。这一印象不是从文字中获得，而是来自市场。漫步著名的花市大街（Rambla），你会发现有关巴塞罗那的导游手册大多是以高第的作品为封面的，明信片中以高第建筑作背景的也占了相当大一部分，相反，以毕加索的作品为内容的明信片则很少。因此可以说，高第的建筑是巴塞罗那的门面，很多游客是冲着他及其作品而来的。

高第的建筑很有特点，你一看见就知是他的手笔，就这一点而言，他倒是像我国的书法泰斗启功先生。高第的作品很多，比如贵尔公园(Parc Guell)、米拉大厦(Casa Mila)、巴特罗大厦(Casa Batllo)等，但最著名的当推神圣家族教堂（Sagrada Familia）。有一次我陪两位朋友参观这座已建了100多年而且现仍在施工的大教堂，不知什么原因说起补偿问题，我说，巴市政府应该每年或一次性地从旅游收入中支付一部分给高第的继承人，因为，没有高第，也就可能没有巴塞罗那今天这么大的旅游规模和旅游收入。当然，建筑家在全身心投入到自己作品中去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想到身后的荣誉与利益，他只是在努力使自己的理念得以实现而已，就像科学家从事某种发明和创造只是受好奇心驱使一样。但对于科学家的努力，我们有专利制度作为保障和激励，而对于建筑家的努力呢？我似乎还没听说过有何种类似专利制度的保障，至少没有从旅游的角度给出制度保障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专利制度的出现和实行是为了尽可能缩小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的差异，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建筑又何尝不是同样具有外部性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第们及其继承人是有权利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补偿要求的。

如果说神圣家族教堂使我想起了正外部性问题，一次Seminar则使我想起了负外部性问题。主讲人是位芬兰教授，主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把他所在的地方描绘成了一个世外桃园，于是我请教他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看法，因为在瑞典、芬兰这样人口稀少但资源丰富的国家谈可持续发展是比较容易的，但同样的发展哲学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却不一定实用。当时他以没去过中国为由未给予明确回答，半个多月后给我发了Email算是正式答复。对于教授的态度我感到由衷的钦佩，但对他的答复我则难于认同。

环境污染是个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对此，科斯等人似乎给出了解释之道和解决之策。但在这个世界贫富鸿沟越拉越大的今天，环境污染以及可持续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过度开采在某种意义上是工业化的副产品，现在的发达国家也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后来它们发展起来了，富起来了，于是提出要搞可持续发展，要顾及后代人发展的需要。这当然是对的，谁不希望生活在空气清新的环境中？问题是，有些国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谈什么可持续？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来说，清新的空气无异于远水，是解不了近渴的。但在全世界对共同的生态环境依赖日甚的今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问题又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也就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当然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但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同时在为发达国家做贡献。因此，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不仅要热衷于理论的探讨和规则的制定，而且要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多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我想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经济学家茶座》， 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