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与费厄泼赖
基尼系数是一个国家必须确立的经济数据之一,近十年来一直在中国缺席,2013年开头,国家统计局忽然公布了这个数据,从对经济态势的一般考量而言,这应该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虽然各个方面的声音对此有怀疑,有批评,但无论如何,人们对于贫富差距,对于公平竞争这样的命题,总算有了一个可以讨论的数据。
这是我要说出来的第一个观点:有数据总比没有数据好。
无论是官方公布的0.474,还是民间推测的0.61,都清晰地反映出,人们的收入差距都是触目惊心的。市场经济必须是一个可计算的经济,而且这种可计算,不应该是政府计划经济式的想当然的计算,而是基于微观经济元素如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元素的自由计算。有了这个数据,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市场位置出发,去了解自己的收入状况,了解自己在公平竞争方面,究竟有那些利好因素,或者是不利好的因素。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长期以来,这个经济体制在经济数据的意义上,总是遮蔽,总是漠视,总是不诚实,在实践的意义上,正是这种数据的缺席,导致了经济决策的盲目与无效。比如各个国家都非常关心的失业率问题,人们普遍都非常重视,因为失业率既能够测量一个市场载体的人力资源要素水平,又能够测量比市场的演进更加重要的社会稳定指数。因此,诸如欧美发达国家在失业率的具体数据上,向来不含糊。但是中国却不是这样,人们看到的失业率,是一种叫做登记失业率的奇怪的数据指标,而真正的失业率,似乎没有人关心。这样做的负面效应,其实是可怕的,但却没有引起警惕。我的意思是,希望借助这次收入基尼系数的公布效应,这个国家的其他经济数据,也能够大大方方走到前台,还老百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情权。
我要说出来的第二个观点,是要看到基尼系数背后的主观价值问题。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们将现在看到的收入基尼系数仅仅看成一个静态的收入分布局面,一方面会放大人们与收入有关的不公平情绪,一方面也会遮蔽市场交换的过程中大量的流动性要素。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反映到每个个体身上的感受都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学命题,1994年,理性选择数学家菲什伯恩(peter·G·fishburn)和萨林(rakesh·sarin)发表的一篇论文,《公正与社会风险》,详细解读了基尼系数背后的社会风险和个人正义感的正相关问题。基本的分析框架是,社会风险主要依赖于社会所有成员对于社会不公平的具体态度,关于静态的基尼系数,人们的具体感受并不一样。这涉及到了人们对于“不公平”的具体理解。事实上,不公平隐含着两个维度的意义,第一是平等(equity),第二是公正(fairness)。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平等的意义,主要是从外部社会来衡量的,它来自于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文化传统与道德习惯。而公正的意义,则是从每个社会成员的内部来做衡量,它来自于个人的主观主义价值,偏好和趣味。
数学家菲什伯恩为我们思考基尼系数背后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使得我们有可能跳出各种非此即彼的仇恨和不满陷阱,而是以一种动态的,个人主观主义的路径来思考。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在外部社会的维度上,我们现行的制度,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比如人为地将社会成员划分成体制内和体制外,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也造成了市场意义上的交易成本过高;比如人为地割裂城乡边界,以一种非常落后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动,剥夺广大农民的知情权和迁徙权,这更是造成收入基尼系数攀升的大原因;还比如制度设计上在总体意义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公权力的制衡体系,这导致一部分官员大肆贪腐,官员的收入和民众的收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各种统计数据对此视而不见,讳莫如深,这更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最醒目的原因。因此,在这样的市场外部性的意义上,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愤怒,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憎恨,就是一个必须要理解,要接受的事实,这也正是这个制度必须要改革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社会在社会外部的维度上不能及时反省,那么就会放大已经蕴含着的各种社会风险,最终形成玉石俱焚的悲哀局面。
当然,在考量社会的外部性不平等之后,我们也必须回到今天这个社会每个人的内部性公正体验上面来。这是一种主观主义价值的分析路径。如果排除这个社会中一部分的“嫉妒”心理,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人们内心对公正和幸福的体验,肯定要超过人们在文革时代的体验。那时的人们要去城市远行,必须要提交单位介绍信,而今天则只是要求办理一张暂住证,这算是一种有限的进步。那时的人们不可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有梦想的人们,都已经生活在别处,工作在别处了。至于收入的增加,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在城市里拿到的工资,远远超过过去在土地上耕种的收入。社会总体上在进步,收入总体上在增加,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每个人都能体验到这一点。这正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
因此,关于收入基尼系数,我的态度如此明显,既反对那种漠视数据,漠视制度改革的陈旧习惯,也反对忽略个人公正体验的简单的对抗。收入差距,公平竞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的心病,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的理想。Fair play,这一句英文,当年被林语堂先生翻译为费厄泼赖,林先生的意思是,中国人的词语系统里,并无平等公正的概念,需要从头开始建构。而鲁迅先生这样的左派文人似乎没有读懂林语堂的意思,双方立即吵了起来,一直吵到现在。我们接过他们吵架的话头,继续吵。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希望历史有所进步,希望今天的人们面对基尼系数,能够比过去的读书人看得远一点。(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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