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陈子明中国新领导人应当向蒋经国学习什么？

前两天参加天泽所与共识网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与会学者和企业家普遍认为，当前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弥漫着一种惶恐的心理，成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最大障碍。

精英们的惶恐各有不同。执政的政治精英（包括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国企掌门人）害怕革命。他们担心知识精英组织起来，走共产党当年的老路，与底层相结合，以革命手段颠覆政权；或者“不读书”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们遍地揭竿而起。因而他们需要比军统和戴笠还要厉害百倍的警特队伍和维稳手段。民间的经济精英害怕清算。他们既担心薄熙来式的自上而下的“打黑”、“夺产”；也担心钓鱼岛事件抗议行动中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因而他们纷纷移民国外或者准备好随时转移资产的手段。知识精英害怕中国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邪路。如果中国对内持续高压维稳，国进民退，对外抛弃邓小平外交路线，挑战国际秩序，开展军备竞赛，势必走上纳粹德国、军国日本的不归路。因而他们对于执政的政治精英的信任已经所剩无几，改变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为什么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民主转型的时候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精英恐慌和社会动荡？这是一个需要大陆同胞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台湾转型的方向明确。国民党从孙中山开始就讲“军政、训政、宪政”，宪政一直是终极目标。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付诸实施后，就进入了宪政阶段。只是由于内战的缘故，台湾实行了四十年的“戒严状态”。只要解除“戒严状态”，就可以实行完全的宪政了。而一旦实行宪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可以跻身自由民主的发达国家阵营，与美英法德和日本并驾齐驱。台湾朝野和产学研，对此都具有共识和自信。

其二，是蒋经国抓住时机，主动顺应变革。1980年代中后期，是台湾经济发展鼎盛时期，而且由于坚持实行“均富”政策，台湾的两极分化不算太严重，基尼系数远远低于现在的大陆。民众对于政府的怨恨还不太深，连政治反对派也还没有感到有必要呼唤社会“革命”。虽然国民党内部也有分歧，但蒋经国作为最后的“政治强人”果断拍版“解严”，国民党主流派相信民主化后通过选票也能继续执政，使转型得以顺利启动和完成。

中国新领导人要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实现宪政民主转型是必须跨过去的一道坎。中国不能永远是一个特殊国家，特殊国家是无法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中国新领导人首先要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左的专政（苏维埃主义）和右的专政（法西斯主义）都是邪路，宪政民主才是正道。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与专政划清界限，不能给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和广大民众带来长治久安的信心和保障。宪政民主不是“阶级民主”，不是“文革式大民主”，除了“公开竞争，直接选举，多数执政”的民主，还要讲“保障权利”（人权、公民权、法人权，包括财产权）、“限制权力”、“分权制衡”的宪政和法治。只有宪政民主才能给中国带来长治久安。

中国新领导人还要学习蒋经国的“廉政”和“均富”。第一步，中国起码要脱离“极权腐败”的泥潭，达到蒋经国时期的台湾、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廉政公署成立后的香港……这些东亚威权政府的“廉政标准”。如果连这一步也做不到，导致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精英和民众就不会对政府有丝毫信心，执政者也不会有自信心，惶恐心理就会日益滋长，直到最后崩盘